论鲁迅杂文的情感性──读鲁迅华盖集时期杂文札记之一

1925—1926年，是鲁迅前期杂文创作的高峰。因为这两年鲁迅写的杂文，大部分收入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①；又因为这两年正是鲁迅在北京，以杂文为武器攻击旧社会，但又不断遭受北洋军阀政府及其走狗文人诬陷打击、“交着‘华盖运”’之时（《华盖集·题记》），所以，这两年便被人们称作为鲁迅杂文的华盖集时期。鲁迅这一时期的杂文不仅数量丰富②，而且在杂文创作思想与艺术实践上都有了重大突破：不仅旗帜鲜明地确立起以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为宗旨的杂文创作纲领，而且确立起他杂文最基本的艺术特质──强烈的情感性和丰富的形…     

论鲁讯杂文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读鲁迅华盖集时期杂文札记之二

鲁迅华盖集时期（1925－1926）的杂文,无论创作思想或创作实践,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或飞跃：不仅初步确立了杂文作为一种独特文学样式的艺术特质（对此本文不予论述）,而且完整地确立了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宗旨的杂文创作纲领。这些成就,对于鲁迅的杂文创作道路而言,显然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一杂文创作纲领的确立,是鲁迅从热风时期（1918－11924）到华盖集时期,杂文创作思想与实践的重大突破。热风时期是鲁迅杂文的草创阶段。1918年,当《新青年》“四面受敌”时,鲁迅奋起呐喊,以小说和杂…     

论鲁迅杂文艺术的演进

从1918年5月15日,鲁迅于《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五》起,至1936年10月17日他逝世前两日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止,其杂文创作经历了近十九个年头。这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演进的过程,其特点如何?便是我这里所要着重阐明的。一、鲁迅杂文艺术的分期及其标准鲁迅杂文的分期问题,一般的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似乎早已解决。其实这种分期方法,完全是以作者思想发展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以其杂文的思想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显然是不够科学、妥当的。因为鲁迅杂文是一种艺术,那就应当按其艺术的特性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准。虽然,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与其思想性密不可分,又都     

《呐喊》在鲁迅文学中的地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鲁迅涉猎过多种文体,其中以杂文、小说影响最大.但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鲁迅的后期杂文比早期的小说创作更为重要.本文对此展开了论辩,认为鲁迅在"创作"的意义上,一向坚持认为小说和散文是他创作的正宗.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又明显地倾向于推举《呐喊》.《呐喊》在鲁迅文学中所占的地位最为关键.     

陈凤翚杂文散论

A.杂文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文体,从其20年代独立发展伊始,就使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认为这“缘”的关键在于杂文作家(尤以杂文宗师鲁迅先生为首)对现实的思考,对社会的批判与关注,对未来的展望和祝愿.陈凤翠是我省文学界特别钟情于杂文创作的一位.在近30余年的杂文创作历程中,已发表了700余篇杂文,出版了《陈凤翠杂文集》(工人出版社)《江南尘集》(哈尔滨出版社).另有游记合集《丹麦记行》、《城外风情》(哈尔滨出版社),被收入中国当代杂文百家之列.陈凤翠对于杂文的创作可谓执著乃至“顽固”的程度,他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于杂文创作之中,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自言:“以我写的那点豆腐块杂文来说.不过就那么千八百字,却都是耕作于黑夜,吃力地写,吃力地改,吃力地抄,有时千字小文也要抄上几遍.有时还不敢立即送给我素来敬重的编辑,而必须是字斟句酌.”(《为“累”敲边鼓》)杂文的创作是     

论鲁迅杂文的喜剧美

喜剧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不只存在于作为戏剧类型的喜剧作品中,也可以蕴含在其他文学样式里。充满艺术情趣和强烈讽刺色彩的鲁迅杂文,喜剧美是其色调鲜明的美学形态,他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提出的这一喜剧的美术特征,正可以为他大量运用讽刺艺术的杂文创作之具有喜剧美作出生     

杂文家的窘迫和失重——重评“现代评论”派

本文认为，作为杂文作者的现代评论派在五四后曾为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又表现出矛盾惶惑的心理状态。他们在女师大学潮中带着一种私淑的情感和政治偏见攻击学生运动，贬损鲁迅。但他们与章士钊、杨荫榆等纠结在一起所形成的“权势”，又为鲁迅及语丝派的杂文创作创造了一种“反作用”力，使杂文在对抗中获得了繁荣，尤其带来了艺术上的重大突破与超越     

《“则皆然”》应是鲁迅佚文

《“则皆然”》这篇杂文以“尊古”署名发表于1921年11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后来收入唐弢同志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但1956—195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却未收入此文;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集外集拾遗补编》(征求意见本)中也未将此文收入。我认为《“则皆然”》应是鲁迅佚文,应当收入新版的《鲁迅全集》中去。这篇佚文为:     

浅谈鲁迅诗歌中的杂文笔法

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诗歌开始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作品时说,“我于旧诗素未研究”,新诗则“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新诗人的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其实,从1900年春的《别诸弟三首》到1935年底的《亥年残秋偶作》,写诗几乎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我们现在见到的鲁迅诗歌近八十首,其中大部分是旧体诗,也有一些白话新诗和民歌体,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极高的艺术成就。循着鲁迅先生的杂文笔法,我们可以见到这位杂文大师所独创的诗歌艺术天地。 鲁迅杂文的特质之一是有强烈的战斗性。他称自己的杂文“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一创作精神也溶化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怒向刀丛觅小诗”,其诗也是战斗的艺术结晶,锋利的战斗光芒与其杂文交相辉映。他的诗诞生在激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战斗豪情。年青时代在东京写的七绝《自题小像》就是一曲深沉的爱国主义绝唱:“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祖国存亡与共的联系,接着勾画了在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的统治与侵凌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然后通过寒星“寄意”,誓为拯救民族危亡而献身“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应是《斯巴达之魂》

<正> 近年来有好几篇文章众口一词认定: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写于1911年,发表于1913年的文言小说《怀旧》(收于《集外集拾遗》)。为什么真正应当属于“第一篇”,而又早于《怀旧》八年创作的《斯巴达之魂》(收入《集外集》)却被人们忽视了呢?这可能首先是因为鲁迅在1934年5月6日在致杨霁云的     

论鲁迅的"杂文情结"

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奠基者,他将一生大部分精力投入杂文创作,并铸就现代杂文的丰碑.鲁迅与杂文这一文体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鲁迅的创作心理中明显存在一种浓浓的"杂文情结".鲁迅"杂文情结"的形成,是急剧变动时代的呼唤,作家自身的思想、经历、素养、气质等,杂文文体的独异性三者相融合的审美凝聚物.正是这一情结成就了杂文,同时也成就了鲁迅的伟大.     

学习茅盾同志 正确研究鲁迅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同志给了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及其杂文的战斗意义和艺术价值,瞿秋白同志在中国第一个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折。然而,最早开始对鲁迅作品作了正确评价并阐明应当如何研究鲁迅的,则是我国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同志。早在1921年,茅盾同志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中就说:“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小说月报》12卷8期)1922年当《阿Q正传》刚刚发表四章,茅盾同志便立即指出,它“实是一部杰作”。(《小说月报》13卷2期《通讯栏》)1923年,他又写了《读<呐喊>》,对《呐喊》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作了全面的评价,最后写道:“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呢?”(《文学周报》91期)表示了对鲁迅崇高的故意。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后,鲁迅受“新月派”文人陈源之流的恶意歪曲,茅盾     

女性的愤懑和挣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解读

丁玲的中篇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于1927年,发表于1928年2月《小说月报》)和短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未在延安发表,胡风在重庆编入丁玲创作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6年新知书店出版),以及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写作日期不详,最初发表于延安出版的《谷雨》,后刊载于重庆出版的《文艺阵地》,1942年8月25日),还有杂文《三八节有感》(写于1942年3月8日三八节清晨,发表于3月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都是举世周知的作品.之所以举世周知,是因为在50年代的反右派政治运动中,“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受到彻底清算,《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判丁玲作品的文章,《文艺报》又出了个“再批判”特辑,把“十五六年前放出来的一批毒草重新发表出来”,当时国家最高领袖还为此写了“重要按语”.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作品,不难看出丁玲在其中触及了很重要的问题,然而,重要的是,丁玲所写的并不是什么反党的“八股文”,而是女性的体验和思考,是女性的情欲、理性、拒绝与超越,是深沉的自叙传、血泪书和忏悔录,是女性苦苦挣扎的艺术记录.这些作品敢于直面女性自身的冲突和挑战危难的处境,写出了女性意识最初然而也是最根本的觉醒,可谓女性文学早开的奇葩.我相信能够深入体会丁     

《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

《语丝》作为一份自由知识分子操持的文化周刊,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指认《语丝》为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这不仅在于《语丝》作家禀具自觉的散文文体意识,其创作展呈了主体自主自由的现代性的精神内质,而且也因为《语丝》完整地建构了现代散文的格局——杂文与美文的写作表示着现代散文作家精神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向度与形态。     

读茅盾的抗战杂文

茅盾不仅是著名的的小说家,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革命战斗杂文大军中的一员主将,在杂文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早在20年代初,他就为《文学旬刊》“写了许多杂文”,1925年又在《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和杂文”。后来,有人把他和鲁迅先生并列称誉为《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抗战时期茅盾来到重庆,用他的笔为神圣的抗战鼓与呼,在写小说和剧作《清明前后》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杂文创作,获得丰收,于1945年出版了杂文集《时间的纪录》。     

论鲁迅的《离婚》艺术技巧的得失

鲁迅在评论自己的短篇小说创作时,认为《离婚》“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如果单纯是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说,它确实已经显得很“圆熟”和“深切”,这自然是由于鲁迅将自己所接受的外国作家的影响,不断加以融会贯通了的缘故.     

略论秦似杂文的美学风貌

秦似(1917—1986)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杂文家,他由写诗而步入文坛。自“贪婪”地读完《鲁迅全集》,尤其是对其中的杂文“恋恋不舍”并“不知不觉间受了感染”之后,便从一九四○年始转而进行杂文创作。四十余年间,他共创作发表了六百多篇杂文(另在诗词、音韵学、戏曲等方面也多有成果)。这些杂文,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杂文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得到人们的称赞。本文试就其杂文的美学特色作些探讨。     

鲁迅杂文人物形象谱系研究小史—“秋白之问”的持续求解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度肯定并深入阐明了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不愧为鲁迅杂文研究的奠基之作。论到鲁迅杂文“艺术的形式”,秋白认为杂文所批评的人物乃至所描写的动物均可视为“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和“普通名词”,但他又认为杂文未能从容熔铸“具体的形象和典型”,因此还“不能够代替创作”。这种包含矛盾的阐述不啻为杂文研究提出了根本性的“秋白之问”。“鲁研界”迄今为止的研究历史表明,必须对鲁迅杂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进行全面而具体的梳理,揭示那些看似零散杂乱的“人物形象”的内在谱系,这样才能在理论上真正肯定鲁迅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也才能真正有力地解答九十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秋白之问”。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