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

在汉代,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史传写作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主流。东汉以后,独立于史传之外的人物传记写作又见繁荣,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类传记创作达到了鼎盛。《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将这一类传记“部而类之,名之曰杂传”;后人亦称之为杂体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杂传后世大量散佚,根据《隋志》史部杂传类所保留的部分魏晋杂传书目以     

论柳宗元的传记散文

我国传记散文,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如《左传》、《国策》中都有一部分作品记录人物在社会上或政治场合中的言行。但是,正式以传记形式出现的,当首推汉代的《史记》。从司马迁开始就正式用“传记”这形式来为人作传,记载人物的生平事迹,刻划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形象。此后,这种传记散文不断地发展着,到了唐代的柳宗元,又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过去的传记,都是些对上层社会人物的歌功颂德之作。汉代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列     

略论《史记》的人物类传

“人物类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这种传记突出传主的类型共性,兼顾其个性,表现形式多样。与“合传”相比,人物“以类相从”的创作思想更为鲜明清晰。“人物类传”扩大了《史记》表现人物的范围,增加了反映历史与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成为司马迁通过整合历史人物,研究社会发展,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传记类型。     

《廉颇蔺相如列传》浅析

《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自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列传”,是记叙一般人物的传记。列传有记一人的专传,有记数人的合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属于后一种。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着力叙写了廉颇和蔺相如两个人的生平事迹,也附带叙写了赵奢、赵括和李牧等人的事迹。课文节选的这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情感力量

司马迁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之一是它具有巨大的情感力量。司马迁写《史记》人物传记不只是纯客观地叙述传主的生平完事,而是让自己也进入角色,把自己对历史考察的认识,对历史人物的爱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真挚情感凝注在作品中。读《史记》的人物传记,处处都可感到有司马迁这位抒情主人翁的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深厚的感情。法国现代传记文学家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言》中说:“《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     

从司马迁笔下的执法者看他的法治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众多历史人物,其中一部分是执法者,诸如相、理官、廷尉、中尉、太守、都尉等。在这些人的传记中,史迁记述了他们执法的事迹,表明了作者的评判,发表了深刻的见解。从这些传记,不难看出司马迁本人的法治思想。     

泥瓦匠的哲学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曾经为一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写过一篇传记，题目是《圬者王承福传》。所谓“圬（音wu）者”，即泥瓦匠。在韩愈眼里，这个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工作卑贱而又劳苦，然而看看王承福的神色，似乎悠然自得。这使韩愈有些不解。经过与王承福接触。他发现王承福说的话简洁而有道理，甚至充满哲理，于是欣然为其作传。     

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中的存在问题——以“叶挺传记”为例

党史人物传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传记已有很多,但不少传记作品存在个别事实有出入、回避问题以及史实错误等问题,或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和过程的叙述之中,思想内涵不够深刻,对某些党史人物的评价存在拔高现象,不够客观准确.要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党史人物传记编写的质量,应进一步端正指导思想,加大对人物生平事迹研究的力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     

文史哲与科技史研究的一部重要工具书——《二十五史外人物总传要籍集成》

人物总传是分类汇列古代人物传记 的丛编，是史部传记类典籍的主体部分。近年来，随着古 籍研究和传统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关历代人物传记的文献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整理工作 也陆续展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和一批专书人名索引的出版，对于读者从 正史中检索人物，閈取史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然而，正史毕竟绝大部分出自官修，所列历 史人物多以君主活动为中心、以仕宦传记为重点，往往难于涉及社会人群之更广的方面；其 于人物的评价、史料的弃取亦有可商之处。于是，作为此类史书之必要的参考和补充，一批 带有“私史”…     

评《龙云传》

谢本书同志的新著《龙云传》(四川民族出版社新近出版),是一部颇有特色的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人物传记,值得一读。 谢本书同志三十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他又侧重于西南、特别是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种,其中人物传记占有相当比重。据作者在《龙云传》前言中说,他对民国以来在中国、特别是在西南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云南历史人物都有为之作传的想法,现已问世的有《蔡愕传》、《唐继尧评传》和这本新著《龙云传》。如果说《蔡锷传》、《唐继尧评传》的特色是着重于研究性的学术成果,《龙云传》则是在具有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更注意了对传记主人公的性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文学价值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本文凡引此传的文字,只注明卷数)是记叙唐代佛教圣人玄奘生平事迹最早最详细的传记作品,也是我国现存保持完整面貌的最早的中篇单行个人传记。全书共八万字,分为十卷。前五卷主要记述玄奘早年生活及其西游印度求学、讲学的经过;后五卷则是记叙玄奘学成归国、从事译著的经过。     

论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

古代描写地方名人的类传,我们称之为地方类传,它是以“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为目的,以颂扬表彰州郡邦国中先贤耆旧等杰出人物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性人物传记集,发展至魏晋南北朝达到兴盛.地方类传人物分类方式多样,主要包括耆旧类、先贤类和人物志类三种类型,在入传标准、材料取舍、内容体例以及评价人物方面与正史类传有些不同.地方类传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在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状况,而且类传中记载和保存的地方人物资料,在补史书之阙略,纠文献之谬误,以及地方志的撰写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传记文学的“宁馨儿”——评梁启超《李鸿章传》

文章论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既有让英雄入传、运用评传体、新颖的格式、畅达的行文等不同于传统传记又借鉴西方传记的特点,又保留注重史传、宏大叙事、实录原则等传统,堪称中西传记合璧的＂宁馨儿＂,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新唐书·李贺传》与《李贺小传》比较——兼谈史传与文学传记之差异

文人单篇传记是正史列传的重要史源,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新唐书·李贺传》与李商隐《李贺小传》两文,不仅在对李贺生平事迹的选择方面有差别,而且在叙事的显晦、情感色彩的强弱、叙事层次的运用、论诗手法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通过两文对照研究,可管窥史传与文人传记之差异。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史记》循吏无本朝再议

司马迁眼中的循吏是指那些能谨守法度，忠于职守，顺应自然，崇尚无为而治的官员。史公对于历史人物是否适用类传 有特殊要求，即该人物的主要事迹须符合类传人物所具有的共性。《史记》作循吏传不录本朝人物实属偶然，而非传统史家所谓 史公借写史以“刺汉”。     

朱东润教授与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既有别于学术著作的专重材料,排比史实,也不同于小说的凭空虚构,概括典型。它以事实为根据,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文学描写,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历史背景和各种人物丰富多采的生活经历及其精神面貌。它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儿,文学苑林中不可缺少的花朵。传记文学在我国起源很早。公元前四世纪的《左传》,就在记录史实的同时,描绘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活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若干纪传,更是富有文学色彩。此后,历代正史,专述人物和史实的记传,都占了极大的比重。至于一般文人学士私家撰述     

班马传游侠比异

《游侠列传》是《史记》中一篇著名的人物传记,也是引起争论颇多的人物传记之一.班氏父子对司马迁歌颂游侠大不以为然.班彪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并说:“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指斥极为尖刻.班固称司马迁“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进奸雄”,和乃父同一腔调.在《汉书》中,班固亦立《游侠传》,但在主旨上,和司马迁之《游侠列传》大相抵牾.班固虽吸取了《列传》的大量材料,但对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却一概持否定态度.     

私修谱牒叙事中传记故事化特征及其情节编排——以河洛地区若干私修谱牒为例

私修谱牒叙事是历史叙事之一,其中已然事件数据具有客观性,但人物传记生平故事化具有主观性与普遍性,并潜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细察其修撰意图,传记人物可分为杰出人物、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三种,而传记故事情节结构则有励志型、炫耀型、悲剧型、崇拜型与含蓄型五类。     

私修谱牒叙事中传记故事化特征及其情节编排———以河洛地区若干私修谱牒为例简

私修谱牒叙事是历史叙事之一，其中已然事件数据具有客观性，但人物传记生平故事化具有主观性与普遍性，并潜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若细察其修撰意图，传记人物可分为杰出人物、重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三种，而传记故事情节结构则有励志型、炫耀型、悲剧型、崇拜型与含蓄型五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