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告孟知言方式的差异

告孟皆有知言方式以修身知世，告子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以“义”制心，以“义”判言，不理他人心；孟子应对之，提出“知言”，即以心知言，知言求心，要求正人心。概言之，两人知言方式的差异焦距于二：（一）“义”“心”是否分离；（二）是否应拨正他人心。     

告子思想渊源考——兼论“求则得之”作为孟子伦理学思想的起点

告子被不同的学者们解读为道家、儒家或墨家.本文支持葛瑞汉的观点,认为告子思想与《管子》诸篇所记载的稷下道家思想有明显的相似处.借助《管子》诸篇,特别是“内静外敬”一语,可知告子的“不得……勿求……”句不是条件句,而是并列句,表示“即使不得,亦勿求”.这与《管子》诸篇反对“求”而主张“不求而自得”相同.《墨子》的相关材料说明,《孟子》知言养气章的“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整句都在批评告子.求与得、内与外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伦理学问题,孟子的“求则得之”可以看作是他的思想起点,而这一起点恰恰是在与告子的“不得勿求”思想相对立的情境下提出的.     

张载“心解”诠释学的理论特质

张载的哲学思想具有原创性,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对张载独特的诠释学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张载的诠释思想集中体现为“心解”二字,“心解”具体表现为“濯去旧见以求新意”的诠释目的,张载以“濯旧求新”的模式实现对孔孟之说的传承,他从观书和求理两个角度强调了求新的必要性,“开昏蒙”是求新的直接目的,朱熹对张载这一诠释目的十分推崇,多次阐释这一思想;张载以“心解则求义自明”为诠释原则,他认为心有“天心”“地心”之别,其中“人心”是张载心论的主体,具有德性之心与知觉之心的二重含义,“心解”中的“解”是“心”的知觉能力,合“德生之知”与“见闻之知”才能“求义自明”,通过“德性之知”收摄“见闻之知”形成“自诚明”,强调宏阔的“天人合一”宇宙意识,建构细密的“致知穷理”的知识理性;以“心解”为基础,共同指向张载“为往圣继绝学”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抱负,可见他的“心解”诠释学既是一种认知性的理论,又是一种指向个体自我修身的实践理论,其从继承性、创造性、延展性方面提升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文化,更是在身心实践上对圣贤意志的体贴与发扬。     

辨《孟子》“不得于言”句——兼释得、中、当、称

《孟子、公孙丑上》有个悬案: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说:“不得于言——不得乃不能得胜之意。这几句都是讲养勇之事。故以胜负言。旧注皆未得其意。”杨先生批评“旧注皆未得其意”,十分精辟,但把“得”看成是“得胜之意”,恐不尽然。仔细体察上下文的脉络,固然述及“养勇之事”,不过,北宫黝     

孟子哲学思想十题(下)

养气 孟子讲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话,也被一些论者认定为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其实,这顶帽子并不恰当。且看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敦煌文献词语辨释

笔者对敦煌文献中“作祖、心点点、谈许、制缚、破、忏怯、抛敲、口该”等十几个词语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辨释。“作诅”、“作咒”都是向神明祝祷，但“作诅”侧重于告神加祸于人，“作咒”则侧重于告神加祸于己，图以此种誓言为自我开脱。“心黠黠”当为“心展展”，意思是说禅定中内心舒展平和。“谈许”即“谈扬，赞许”。“劓缚”应为“抱持”、“抬举”、“喂饲”义。“忏怯”、“怯覆”都是“侵占”之意。“抛敲”、“抛直”、“抛扶”乃抛弃、丢弃的意思。     

从孟、告之辨看孟子的“不动心”——兼论孟子的“心”、“气”、“言”之逻辑关系

孟子所说的心是指人生来就有的、与非人相区别的、以＂不忍人之心＂为核心、沿着＂四端＂向＂四德＂不断充扩的向善之心。孟子的不动心是指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的向度不可动摇。此心虽然生而具有,但并非圆满自足,须通过意识自由和行为自觉缓慢培养,令其渐次成长,连续不断,由小到大,以止于至善。心之所向叫志,坚持此志不变,叫＂持志＂,＂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二者互为制约,须＂持其志,勿暴其气＂,所以孟子主张养气。告子的不动心是指接受了某种外在律令,将心托付于此,从而信念坚定,不再改变。这种外在律令缺少人性基础,往往以＂言＂的形式出现,是非曲直难辨,所以孟子提倡知言。知言以持志为依据,养气以至善为目标,持志为心之所向,至善为心之所成,如此,则心、言、气之关系明矣。     

心以理义养

清朝学者萧抡说：“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水泉灌，心以理义养。”     

论高校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导向

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除了视其是否做到“以文传意”外．还要看它是否能够“以情感人”。唐代诗人自居易曾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把“情感”喻为诗歌的根本。狄德罗亦言：“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可见．他也把“情感”视为文学创作之基础。正如古人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外”．“五情发而为辞章”。这就是说，人们往往都是在有了表达某种思想感情的需要和欲望之后才去进行写作的。为此，在常规性的作文教学巾，适时而恰当地对学生进行情感诱导是很有必要和有意义的，它不失为激发学生创作灵感．拓宽学生作文思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一种有效途径。     

启发式教学浅议

一启发式教学的思想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提出的。他主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启发”一词即由此而来。所谓“愤”,即憋闷,困惑。朱熹解释为“心求通而未得之时”;所谓“悱”即“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就是说,只有当学生通过积极思维进入到愤悱状态,即达到似有所悟或似有困惑,     

孟子思想与儒家伦理的思考

针对人性问题,告子与孟子进行了多次论辩,对论辩内容所涉及的儒家伦理进行分析论证,来探索孟子学说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原则和策略。研究认为,孟子从仁义内在的立场出发,对告子人性论观念提出批评,其主要凸显的是意向关联性与非观察者姿态的人之存在的本质,这一看法是儒家学说的人文内核;孟子用道德本能将自然与人文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否定告子认为的人性无确然的定体观点,王夫之将孟子这一思想进一步阐释为“天命自然之理”,孟子对自然观念的深度改造与汲取,奠定了中华文化中强调态势、关系性的发展基调;孟子用仁义礼智表示人性固有的道德本能,以“嫂溺援之以手”表达恻隐之心优先原则,用道德情感优先能够给予人的良知良能以一以贯之的实现,这与西方哲学中特殊情境下注重优先原则有同样深远的考虑。告子与孟子等历史时期的儒家伦理争鸣表明,儒家学说强调人文化成的意义,在更高的层面上对自然观念加以升华悉收,这是中国文化能够稳定平衡发展的关键所在,当前需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深刻全面的把握,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加以契合时代要求的反思与改进。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孟子思想中“仁义”与现实联系的中介——“时”

孟子思想中"仁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时"的把握。孟子"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身、家、国、天下这四个层面。在"身"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个体行为不应拘泥于"仁义"之名;在"家"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拘泥于"人伦"之名;在"天下"与"国"层面上的"时",主要是讲执政者不应拘泥于尊卑有别之名。     

游走与彷徨--论孟子仁政理想的三重困境

孟子的"仁政",即以仁义为本,以德政治天下。然而,先天的理论破绽是其面临的第一道难题;诸侯先"王"后"圣"与他先"圣"后"王"的背道而驰的价值追求构成了其"仁政"理想第二重困境;欲为王者师的传统心态和不得不行臣道的现实环境是其实践理想的第三重困境。由于这三重困境的存在,使得孟子的仁政无法践行。     

先秦儒家的民族观

先秦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两个方面。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张,是“华夷之辨”思想的具体反映,它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甚至歧视夷狄民族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反对外来干涉、侵扰的性质。孟子对儒家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明确提出了“用夏变夷”的概念。而《公羊传》中的“大一统”、“尊王攘夷”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则反映了公羊派的民族观以及处理夷夏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论孟子的人学思想

先秦儒学以“仁”为核心 ,“仁学”即“人学”,是研究人的学问。孟子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来界说人的本质 ,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善良之心 ,这也是仁、义、理、智四种基本道德的萌芽 ,孟子以此来区分人与禽兽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方面 ,孟子提出“仁也者 ,人也”,认为“仁”就是以“人”来对待人 ,即“爱人”、“敬人”;在理想人格的追求方面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孟子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 ,表现了儒家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孟子“践形”的德性身体观初探

先秦儒家发展到孟子,不仅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心性论,与之相应也包含着相对深刻的身体理论。孟子论心—气关系、心—气—形关系,开拓的儒家身体观的重要向度:“践形”的德性身体观。儒家理想身体主体是对始源之身的恢复与修持,是德性精神充盈于内显发于外的身心一如的生命整一体,以此提供给当下的身体理论发展一个思考的契机。     

从性命之分看孟子性善

孟子言性有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顺随众人言性而言性,性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另一方面是孟子自己对性的全新的理解与规定,即认为性不仅应当是人生而就有的本能,而且还应当有能力真正实现它。孟子性命之分在于：既是本能又能真正实现的是性,是本能但无法真正实现的是命。如此规定,仁义礼智就是性,耳目之欲就不是性而是命,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言性善的。     

论孟子的大生命观

孟子的大生命观认为天命是生命的本源,身心是生命的结构,心比身更重要。孟子把生命的问题由天道转化为心性问题,提出养心、养气等心性方法,回归生命的本源,最终可以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生命境界。孟子规定了儒者生命之道的模式,为儒者安身立命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之路。然而,从现实效用来看,孟子的大生命观模式只适合于上智之人,不能在现实中完全开展。     

孟子的“践形”观与仁义之道视域下的道德正当性

孟子在与告子相互争辩中确立了人性善和仁义内在的观点,但如何将人性之善和内在于人性中的仁义等德性外显出来,这是孟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其独特的“践形”观。“践形”即是将内在德性充分表现于外在形体之中,最终达到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统一,这种德行之间的统一性在孟子那里以善与正当性的关系得以突显。这篇文章首先结合出土简帛中的儒家文献考察了孟子的“践形”观,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孟子仁义之道下的道德正当性观念,从而阐明孟子道德形而上学的内外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