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遮蔽与反思——关于一桩文化史公案的后续考察

沈光文是在康熙元年底,因投诚清廷发生意外才飘至台湾;因对郑氏久蓄不满而游离明郑台湾抗清事业之外,在明郑台湾的教育版图上亦无足轻重;明郑降清,更以白须拜舞的新朝"赤子",极力诋毁郑成功以来明郑集团的抗清历史,民族气节丧失殆尽。被"台湾孔子"神话所遮蔽掉的,是明郑台湾二十年的教育史、明郑集团四十年的浴血抵抗史与至少一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史;即使是明末向被视为海盗头子的颜思齐、郑芝龙,其曾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亦著迹昭彰,不容抹杀。三百年来的致误之因有学风粗疏,更有同乡情结和特殊的政治关怀在起作用,这不能不令人们警醒。     

论全祖望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的贡献

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是沈光文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为沈光文作品的搜集、保存以及沈光文事迹的评介、宣扬作出了重要贡献。《沈太仆传》是继季麒光《沈光文传》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篇沈光文传记,该传对沈光文生平事迹的叙述更为细致、生动,增补了此前沈光文传所缺载的信息,揄扬了沈光文的遗民气节,奠定了沈光文“台湾文献初祖”的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沈光文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     

台湾原住民始祖神话的文化史线索

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始祖神话十分丰富,从岛外的大陆、海洋起源,到岛内的山地、洞穴、平原起源,并伴随着石头、树木、竹林、葫芦、蛇、虫等图腾,是族群历史模糊化的集体记忆与万物有灵的原住宗教心理糅合的产物.各族群的始祖神话有一定的共性,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原住民文化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岛外起源始祖神话的普遍性.体现了原住民的外来文化特征.始祖神话的多样性和分层性,反映了原住民起源的多元性和族群迁徙的历史过程.     

小说与史:一桩扯不清的公案

历史演义的“虚”与“实”,亦即它与史实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封建时代文人论争的热点。在当代学术界,这场论争几经起落,远未休止。从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到近十年来对它的反思,以及“反历史主义”观点的提出,表现了人们对历史小说标准的苦苦探寻和迷茫。但在众说纷纭的背后,掩藏着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尚实”的传统小说观与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之间的牴牾和冲突。     

关于《静安文集》的一桩公案

《静安文集》是王国维的第一部文集,内容以哲学、教育学等研究为主,编订于1905年。王国维去世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没有将其收录,遂致议论蜂起。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提出王国维寄寓日本期间曾有摧烧《静安文集》之说是可信的。罗振玉从求"醇"的角度不予收录,也当是出于对王国维的一种尊重。《静安文集》乃是王国维探索西方哲学的产物,希望由此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但反响寂寥。在《静安文集》编订之时,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即多有质疑之意,后经数年持续研究,终于弃哲学而专攻文学,稍后更转治国学。《静安文集》的被摧烧是王国维向国学挺进的一个重要信号、一种精神象征。     

论朱熹与唐仲友间的一桩公案

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南宋初年著名学者，宋孝宗淳熙年间，二人同时在浙东为官，朱熹是唐仲友的顶头上司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唐仲友名声扫地，朱熹亦辞官归里。这一事件，不但关系到二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南宋中后期政治与学术的走向，直接开启了庆元党禁的先河。本文综理群书，简明扼要地分析、描述了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影响，并对其间的是非曲直略作评判。     

文言公案小说:一种形式独特的文人话语

文言公案小说与白话公案小说分属不同的话语类型 ,是不同文化类型的载体 ,在创作主体、写作旨趣、文本形态等方面皆有独特之处 ,主要表现是作者多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文人士大夫 ,写作多源于个人内心表达与自娱消闲的需要 ,作品富有意蕴 ,字里行间透出较浓郁的抒情色彩 ,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贯休、齐己与石霜庆诸——禅宗灯史上的一桩公案

通过对记载有贯休与石霜山、庆诸和尚有关联的事迹的典籍及贯休自己诗文的考证,认为如贯休齐己一类人不可能是庆诸和尚嫡传。认为仅据后代某些难以落实的记载,便肯定贯休入石霜、师事庆诸和尚,毕竟很不靠谱;倒不如存疑待考、“付之阙如”不提它,比较接近实事求是之意。     

神话历史: 一个跨学科的新视角

神话历史的提出建立起一种新的视角,在其烛照下神话的历史隐喻性质得到彰显：神话非但不是历史的对立面,甚至是构成历史书写和政治话语的内在机理。在神话历史视野下重新进入中国文化,不难看出作为合法性和权威来源的神话始终在历史、思想文化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建构作用.理应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     

明末学术批评史上的一桩公案--周婴误批胡应麟学术态度考论

胡应麟曾专门著书考证杨慎的学术失误,周婴对其工作态度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指责。但考察史料原文可知,周婴的指责无一不谬,其所作所为已近乎自我炒作。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沈光文诗文与南明文臣流寓台湾的身份认同

抗清失败,渡海至台湾,导致历来安土重迁的南明遗民与旧有生活内容产生了隔绝。南明遗民活动空间的变动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眷恋,所谓乡魂易断,避难台湾成为流寓文士群体的集体心理缺憾。南明文士的遗民身份转换为寓居台湾的移民身份,空间、时间的游移,反而实现了部分遗民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对以台湾文献的拓荒者沈光文为代表的南明文臣诗歌作品解读,可洞察南明文士移民情感的蜕变与矢志不渝的遗民心路历程。     

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

沈荩案发生将近100年了，但有关史实扑朔迷离，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本文对有关史实加以考证，认为沈荩不可能向八国联军告发清廷大员，他在北京的活动也并非是“散布革命种子”，“着手中央革命之预备”，他被清廷逮捕并杖毙，不是因为他披露了《中俄密约》，而是因为他曾参与自立军起事。据此，作者就如何看待当年革命党人为了宣传“排满”所写下的“史实”谈了自己的看法。     

沈从文文化批评中的分裂性特征

沈从文文化批评的目的是试图在"古典"和"现代"之外寻求一个第三点来构筑他的文化理想。这样的文化理想不是任何凝固、僵滞的模式,而是要体现出生命的鲜活和流动。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这个第三点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40年代,他转向了"抽象的抒情"。这一转向表明他所用来表达其文化观念的自我、静观、自然、人性、神性等等范畴的内在分裂。     

全祖望题跋文研究

全祖望为清代浙东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其题跋文涉猎广博,内容丰富,涉及时间、地点、背景、版本、考证等方面,贯通经史,治学平实,覃思深究,勇于决断,贵专家之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全祖望题跋文既传达了经史文三位一体的学术主张,又展示了全祖望的文献学成就与学术素养。     

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

沈从文的“凤凰情结”,一是地理上以凤凰故里为核心的湘西情结,一是精神上的楚文化情结。 这种情结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积淀成他的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     

沈从文的文化阐释视阈与创作价值取向

沈从文价值取向呈动态特征。湘西独特的文化精神,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采借下对中国文化的重新理解和再阐释,这些因素共同铸就了沈从文的理解前见,渗透进了其文学活动中,就使他能够运用文化整体、文化相对论思想,对各种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走向对湘西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文化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解读,实现了文化理解、文化阐释视阈的融合,使创作视野不断突破,从创作初、中期的湘西文化本土阐释到创作后期的国家民族整体文化理解与阐释后,提高到创作晚期的对人类整体文化的理解与阐释。     

沈从文小说的接受史论

沈从文的小说与读者的期待视野都在不断地变化着,它们之间有融合有分裂,期待视野的分合与沈从文的整个创作命运紧密相连。沈从文以小说闻名于世,拥有众多读者和广泛影响,然而他常感到无人能够理解的孤独。他理想中和现实中的读者都渐渐从“多数”变为“少数”,这是一个相互疏远的过程。     

媒介批评的历史轨迹与前景——以台湾为例

文章将媒介批评划分为近距的言辞媒介批评、远距的言辞媒介批评、近距的言行媒介批评和远距的言行媒介批评四种类型,并结合台湾30年媒介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笔者指出,媒介批评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从批判与纠正之中,逐次建构合适的传播生态,使传媒不但拥有不必担心动辄得咎的消极自由,并且会有积极权利与充分资源,提供人们丰富多样的信息与娱乐,协助人们藉由传媒而温故知新、领略人生。台湾媒介批评实践的经验教训可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