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赋诗·引诗·说诗——先秦时期《诗经》接受观念的演变

西周时期的"歌诗"与礼关系密切,具有礼制性,以乐为用,极为重视《诗》的音乐性。春秋时期的"赋诗"已不再看重《诗》背后所蕴含的礼制,可歌性已无乐义,仅是婉转言志的方式。《诗》成为了言情表志的工具与手段,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表现出"诗以合意"、"断章取义"接受观念。从本质上讲,"引诗"仍然属于用诗现象,分为言辞与著述引用,带有很强的应用性,透露出以诗为理、以诗为史等接受观念。"说诗"标志着先秦时期《诗》的接受由实用性向学术性的转变,代表人物是孔子与孟子。前者"说诗",是从当时《诗》的实用性出发,特别是立足于儒家学说的需要而进行学术性诠释与总结的。后者首倡"说诗"说,提出了"说诗"理论,并通过具体的诗篇分析,自觉实践这种接受理论,为以后《诗经》的接受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     

近代诗歌的纪实性及其影响

近代诗歌与先前时代诗歌相比,纪实性更加明显。诗人“诗史”意识普遍增强,诗作更具有“诗史”品格。诗歌叙事越来越切实细致,篇制不断膨胀扩大。得益于近代传媒业和和通讯业,近代诗歌对事件的纪录更加客观、全面、快速。     

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及其衍化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五四"时期基本成型并出现了"民族复兴"一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广为传播、影响力广泛的社会思潮,抗日战争时期趋于深化、高涨。学界与政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包括恢复民族独立、恢复民族地位、恢复民族朝气、恢复民族文化、恢复民族精神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并对复兴之路从文化上、政治上作了不同的设计。     

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更新及其实践

近代女子教育观念的更新经历了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再到"男女平等"的三个递进阶段,完成了由"女性"的性别教育到"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但女子教育观念的更新,并不等于女子教育的实现,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近代报刊诗话中的女性题壁诗

近代以来,随着报刊的兴起和传播,其逐渐成为大众读物。在民国前后这段时期,报刊诗话大量出现,呈现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这些报刊诗话内容丰富多彩,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也记载着许多女性的题壁诗。这些登载在报刊中的女性题壁诗和前代的渊源如何？有怎样的继承和发展？呈现出怎样的时代特征？文章就这几个问题为突破口,通过进一步研究来探讨近代报刊诗话中关于有关女性题壁诗创作的情况。     

"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

如果说穆木天、王独清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象征主义诗论,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象征主义的诗论,那么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建构了由"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构成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系,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欧洲近代巫术观念的文化解读

欧洲近代巫术观念是当时欧洲人对罪恶和消极价值进行想象的文化产物,它是基于颠倒原则,按照积极价值信念的反面而构建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欧洲历史上久远的人性本恶观念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基督教性压抑态度的体现。近代巫术观念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含义。     

戴震诗说问题探讨

戴震诗说著述宏富,成就较大,而目前对戴震诗说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对目前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戴震说诗时所看重的应为考证名物字义而并非探讨诗旨,戴震的说诗代表作《毛郑诗考正》并非宗毛宗郑之作,戴震在中晚年对朱熹学术并非全面痛诋。     

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中国封建时代缺乏国家主权观念.伴随着近代中国全民族救亡图存的主题,近代国家主权观念逐渐产生,并经历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萌芽、各种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产生、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基本确立三个发展阶段.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使中国对外争回了大量国家主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对内则使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对独裁者的专制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在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阶段性嬗变及其理论建构

"中华民族"观念在近代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其理论建构也各具特色。生成阶段,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为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识与理解虽不尽相同,变化较多,但都是以"民族自决"为主导。普及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全国各族人民为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不但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理论建构在抗战期间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最终觉醒,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动力。     

王绩诗论

王绩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他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内部矛盾。本文从传统文化对封建知识分子人生道路导引的角度 ,论述了王绩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田园诗、游仙诗的情感色彩 ,佛、老思想对他理想的消蚀 ,肯定了王绩在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唐代诗人的作用     

王易的诗学观与词曲史研究

王易以研究国学而名驰一时,其主要成就在诗词曲研究。他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中正大学,是民国时期江西文史界的重镇人物。其《词曲史》是在20世纪初较早以现代学术方法研讨词曲的重要著作,惜今日罕为人知。     

海南“吟绝”王佐的思想及其诗歌的内容类型

海南"吟绝"王佐是海南本土诗歌觉醒时期的代表诗人,与同期另一位大诗人丘濬一起构成了海南明代诗坛乃至整个诗坛的高峰。王佐的思想以六经为本,好学为宗,中仁为用,谨守儒家修齐治平之志,在政治上有开言路、任人事、重边防、调盐粮、修道路、设礼教、平选举等数种思想,然规模尚小,尚不足以言其条贯,仅其中开言路、重边防的思想有开明大家气;在礼教上尊礼教、辨华夷、重家教、平选举;在文学上则承接韩欧影响,杂一点理学意见,主张文以见道,并无特别的新见。王佐的诗歌大致可分为叙事、风物、咏怀、咏史、赠答等五种类型,其中以叙事诗与海南风物诗最具特点。     

论王若虚诗论的主体性特征

金代后期著名诗论家王若虚在阐述诗歌创作的时候,非常注重诗人主体意识的张扬和主观情绪的发挥.相对于其他的诗论家来说,王若虚不主张诗歌表现方法上的典繁意密、语言形式上的浮靡夸饰,以及意蕴构思上的一味求奇,而是要求诗歌能够做到"以意为主"、要"自得".其诗论的实质就是强调诗人主体意识在诗歌创作中的支配地位,杜绝文字游戏和无病呻吟.这对金代中后期柔弱尚奇的不良诗风显然是一种拨正.     

吴芳吉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

吴芳吉是20世纪前期的著名诗人,其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学界对其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从诗歌创作概况、丰富的内容、鲜明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特点等几个方面予以简析,展示其诗歌的突出成绩和创造性,阐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发生的特殊意义及其现实价值。     

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

王世贞晚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乐府诗和闲适诗方面尤为明显:乐府诗在数量上锐减,拟古倾向弱化,逸世成分增加,并以佛道入诗;闲适诗以创作律、绝一类小诗为主,主要取材参禅礼佛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自适"的个人化抒情倾向,减少了以往诗作的纪实性内容.两类诗作都以恬澹自然为宗,透出一种浓浓的闲适情趣.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与诗论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学习前人而最终推陈出新的过程。其诗深得“活法”精髓。他的诗论对儒家诗教的“美刺”说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诗歌是“矫天下之具”。他的“诗味”和“活法”说也具有美学理论价值。     

“词心”建构:秦观身世与词风的互文关系及其词史意义

"词心"是冯煦在总结前人词学思想并借鉴司马相如"赋心"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秦观词提出的重要词学范畴。冯氏"词心"说以秦观敏感心性与外在遭际变化为阐释核心,统摄少游令、慢诸体创作,为其词风迁变增添新的解读语境和接受话语。冯煦之后,沈曾植、况周颐、王国维等学者又各从不同维度对"词心"说予以增益,进而使其在学术内涵上呈现出流动性。在"将身世打并入词"的创作语境下,秦观之身世沉浮与其词风迁变确具共时同振关系。秦观个人遭际的阶段性特征,通过词心而推动词风变化,使其词由俗艳,经哀怨,迁为愁苦,终滑入凄婉、凄厉之调。词心助秦观词品提升,并最终造就了他雄霸元祐至崇宁三代词坛的词史地位。     

穆木天王独清早期诗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诗歌”理论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统一性”、“持续性”;“诗的思维术”;“诗的文章构成法”等内容。诗的“纯粹性”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纯粹性”;诗的“统一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要单纯、完整;诗的“持续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连续的和延续的;“诗的思维术”是指诗的思维方式;“诗的文章构成法”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暗示”手法和“‘色'‘音'感觉的交错”。穆木天、王独清的诗论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