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之“法治”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命题.这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现执政方式的法治化转变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是法治思想史的重大转变.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而非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需要法治之理,法治之理是人们公认的法治规则.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接受宪法、法律的约束.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建构需要阐明法治的基本含义: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道德;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方式;是以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要方法的战略实施.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     

法治的人性之源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有关人性的观点进行疏理,并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构建在人性渊源上做了论证。通过本文,作者旨在突出法治内核中对人性恶的假设并提出在当下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以防恶为先,辅之扬善。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     

古希腊城邦生活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古希腊的城邦可以说是一种法治城邦,生活于其中的城邦居民其生活内容和方式处处体现着法治精神。通过古希腊城邦生活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作对比,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例如我们在进行法治建设的时候,要努力降低法制宣传教育的成本,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质量,使法律能够成为所有公民的生活方式。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法治目标。     

“仇和之治”的法治品格及启示

仇和所领导的改革举措在十余年间持续性地拨动着媒体的心弦,而且高潮迭起,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人们叹服仇和之治的改革成效的同时,一些法学专家却对仇之治的法律性质作出了否定的评价。事实上,仇和之治以其推进严格执法、强力反腐、吏治建设等法治化举措充分体现了其法治品格,堪称我国地方法治建设的典范。而且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歧义源之关系源

关系源指歧义结构中引发歧义的句法语义关系。关系源潜隐于各种线性和非线性的句法语义关系中,不像成分源显露在歧义结构的词项序列上,因此又可称为隐性歧义源。关系源分为句法关系源和语义关系源,其中语义关系源尤为复杂。     

秦文化二源说

本文提出一种认识秦文化渊源问题的新思路，即以“源于东而兴于西”加以概括的秦文化二源说。认为既要看到秦文化的始发之源，又要看到它的复兴之源，还要看到复兴之源的再次起源特性，三者缺一不可。     

《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

对于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鲁迅并不乐意承认,其难言之隐在于,除了是翻译还是创作难以说清之外,确认小说身份的材源也始终无法找到.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森冈优纪等人对此做了大量详实而富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不过,日本学界也存在重视日本而忽视中国、重视历史而忽视文学的不足.如果不能从全球视野看问题,就会忽略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之中其它国家知识界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法从更宏大和更完整的历史视野对斯巴达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的知识源流、传播影响做出全面分析与整体判断.其实,记载有斯巴达三百勇士故事的中文读物如徐继畬在传教士帮助下辑著的《瀛环志略》、法伊夫的《希腊志略》中译本等,都要早于明治日本,这些书正是梁启超写作《斯巴达小志》的材源,而《斯巴达小志》又是《斯巴达之魂》的材源.影响鲁迅创作的,既有日本明治思想的熏陶影响,也有周边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感染.     

《庄子》与中国诗史之源

本文考察了《庄子》与中国诗史的关系，文章认为：《庄子》的审美情感开拓了诗的疆域；庄子创造了丰富的意象、全新的意境和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庄子》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同类文化典籍，足以与《诗三百》、《楚辞》鼎足而三；以《庄子》为中心形成了道家诗学体系；《庄子》在塑造中国古代诗人心态，建构诗人人格模式，规范诗歌创作流向诸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庄子》是中国诗史之一源     

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模式 ,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在人治的环境中诞生 ,又在与人治的艰苦抗争中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基础 ,并伴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 ,逐渐积累了最终取代人治的条件。然而 ,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毕竟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 ,不会一蹴而就。或许 ,理论上的成熟能够催生出真正的法治社会     

人类法治理论的由来与发展简论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在我国最早系统阐释人治思想的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法治理论应分为中国古代法治、西方古代法治和现代法治。中国古代法制的基础是专制法治 ,而现代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     

浅析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我党"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治国方略.内涵即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法律的普遍遵守;依法治国是历史的选择,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     

法治进程中的权力与权利

法治在中国思想史和西方思想史上经历了不同的演进过程，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对法治进程中的权力和权利进行探讨可见，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利受到权力的保障，权力与权利在法治下能够实现和谐。     

依宪法治国:依法治国之精义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依宪法治国乃依法治国之精义。这是因为:"依法治国"中的"法"以宪法为龙头和核心,依法治国中的"国"立基于以宪法为前提与依据的宪政制度,宪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据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宪法深深嵌入依法治国的战略意义。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依法治国视野下乡镇政府行政执法初探

依法治国,简而言之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行政执法是我国依法治国重大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政府是我国广袤地域范围内的基层行政机关,面对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实践中由于乡镇职能划分不明确及执法人员的法律基础知识欠缺等因素,行政执法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本文试图探讨法治视野下的乡镇行政执法问题。     

论法治实施的技术手段——法律推理

根据法律推理定义的演变和发展,给出了符合当今法治社会特点的法律推理定义,阐述了还原推理、衡平推理、类比推理和辩证推理,探讨了法律推理的客观性评价标准,总结了法律推理应遵循的哲学原则和在司法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当今社会,通过法律推理,可以达到法律生活各种层面的法治目标.     

试论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

法治与现代伦理精神是互相促进的 ,然而法治理想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现代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为起点 ,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完善、科学理性精神的培育为条件。为此 ,在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同时又要强化法治理念、培育科学理性精神     

法律教育与法治观念

以普及法律知识为主的传统教育已不适合时代需要,现代法律教育应以培养人们的法治观念为重点;培养法治观念的核心问题是对法律的信仰,最大障碍是人治观念的影响。确立法治观念必须破除人治观念,破除人治观念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时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