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翔凤以《公羊》解《论语》的得失

宋翔凤是清代常州学派的中坚人物,以庄氏真传说<论语>,著<论语说义>.宋氏认为<春秋>微言莫备于<论语>,故<论语>中的"大义"也须从<春秋公羊>中求之.这不但为常州庄氏的<春秋公羊>学开辟了新的途径,也是古往今来众多<论语>著述中最别开生面的著作.本文从著作缘起、研究方法、学术特色等方面作了得失评说,阐述了其人其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余校本《广韵》"互注"校补

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在又音互注方面有不少遗漏,文章对其作了补充,并简要说明了理由.     

简论服部南郭及其汉文小说《大东世语》

<世说新语>在日本流传很广、影响深远,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有一批有关该书的研究著作和仿作涌现出来.单就仿作而言,有汉文体与和文体两类,而汉文体作品最得原书神韵,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便是其中的翘楚之作.文章旨在论述服部南郭的生平与著述,<大东世语>的撰述背景与缘起,以及该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汉代西南夷之"徙"及其去向

"徙"在<史记>、<汉书>中乃是作为西汉"西南夷"地区一个较重要的部族存在.但在记载东汉、魏晋"西南夷"史实的<后汉书>与<华阳国志>中,对"徙"这支人群却并无记载.目前学界有人认为,<华阳国志>中的"斯叟"与"徙"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即"斯叟"为"徙之遗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关于"徙"的记载的梳理,着重探讨了"徙"与"斯叟"之间的关系,认为"斯叟"为"徙之遗种"的认识缺乏史实依据,同时对"徙"这支人群的去向及这一认识的缘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拍案惊奇》卷一本事及主题考论

<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正话的蓝本是唐皇甫氏<原化记>中的<魏生>;入话的蓝本除<金陵琐事>卷三<银走>外,更早的依据是<搜神记>卷十八<细腰>与唐窦维鋈<广古今五行记·安阳黄氏>等.在此基础上,本卷是以梦境为叙述空间,对人类永恒的金钱占有欲进行的形象解析.文本在随缘起灭的叙事逻辑中,引导着对财富欲望的审美宣泄.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用避讳法来否定<刘子>为刘勰所著,坚持刘昼说,反而更否定了刘昼说.认为<刘子>中有法家思想,<文心雕龙>是尊儒反法,以此作为否定<刘子>刘勰著的理由是不合史实的,因为<文心雕龙>对法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子>的语言特色与<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以此为据肯定<刘子>作者是刘昼也是不妥的.因为这些著作,"即使在南朝,一般也用散文来写."从<刘子·贵农>篇反映的时代特征看,与梁代社会现实相符,也与刘勰"利民"之志相合.<刘子>讲"托附"、论"因显"、说"韬光",这不符合刘昼的学术经历、思想品行和性格特点.因而两<唐志>和郑樵<通志>对<刘子>作者的著录是不易撼动的.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模仿与知识——解读柏拉图《王制》(595c-599a)对诗的批评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对诗的批评尽管非常著名,但其理由值得仔细审视和解读.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梳理了<王制>卷10前半部分苏格拉底对诗的第一轮批评:首先,模仿诗与绘画一样远离真实(真理);其次,模仿诗与绘画一样仅仅模仿事物的外观;再次,模仿诗不能把握关于整全的知识,只能获得关于整全的幻像.     

《富国策》与《重译富国策》关系研究

1880年京师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将英国经济学家法思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翻译为<富国策>出版.1896年,陈炽与朋友合作将其重新翻译后发表在<时务报>上.与原著相比,<富国策>比<重译富国策>更详尽准确地表达了原文之意,<重译富国策>在行文上比<富国策>更简洁流畅易懂,但内容删略较多.     

论汉魏六朝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发展

我国古代公文文体辨析理论的出现,当以蔡邕<独断>、刘熙<释名>为滥觞,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为发展,任昉<文章源始>、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为高潮.公文文体理论也是这一时期公文理论的重点.     

《说文》学著作丛考

本文通过对四种《说文》学著作的考辨,认为清唐赞衮的《说文字原表》是抄袭之作,《说文偏旁》一书系张之洞新选,《说文解字篆韵谱》是《说文》的通俗简编本,《说文解字五音韵谱》是《说文》的韵编本。     

《古文苑》叙录补遗

此次补遗元明以来的《古文苑》叙录共计34种,元代1种,明代8种,清代21种,民国4种,以清代居多。这34种叙录主要分布在方志、目录、经籍、类书、谱牒和总集等明清典籍中。方志主要集中在《古文苑》21卷本的注释者南宋章樵的家乡,即现在浙江省昌化县及相邻区域。目录和经籍有9种,也以清代为主。相比之下,谱牒和总集种类则较少。加之《古文苑论稿》已经搜集的59种题跋,目前搜集的《古文苑》各种叙录共有93种。     

辨《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两首诗的作者

《孟浩然集》中的《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这两首诗 ,前首确为孟浩然所作 ,后首当为张郎中 (愿 )所作。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试论文璧降元问题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在宋亡后降元,后人对他褒贬不一。宋亡前,文璧是个合格的忠臣孝子。宋亡后,他为保护文氏家族,弥补文天祥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被迫降元;对此,文天祥内心虽有矛盾和痛苦,但实际上已经予以默许。文璧降元固然是对宋朝不忠,但也不必深责。因为在元朝统一中国后,历史任务有所改变,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必再以是否忠于宋朝为标准。文璧在出任元朝地方官后,为保护南宋遗民、恢复战争创伤和安顿文氏族人尽了全力,对元初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他仍是个值得肯定的人。     

晚清政局下的张謇与袁昶

张謇和袁昶是晚清史上的两位名臣。自1880年两人初识到1900年袁昶被杀的20年间,他们合作共事,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言论和主张既影响了东南督抚,又影响了朝廷中枢,在变数不定的晚清政局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相知相交、合作共事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说文解字》中“先古籀后篆”研究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小篆作为正字,把古文、籀文作为重文(即异体字)。但也有把古文或籀文作为正字而把小篆作为重文的。段玉裁指出这是《说文》的变例,是由于这时的古文或籀文处在部首的位置而造成的。通过对《说文解字》“先古籀后篆”用例的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变例的原因有好几种,其中也存在由于错误而造成的情况。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实践精神：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

文龙借对人物形象的打量,痛诋万家逐末的社会现实,相对于张竹坡对家庭的属意,文龙的批评笔触更是伸向广阔的社会。张竹坡认可“礼”的救世效用,视为鞭挞黑暗、抒发心志的武器和寄托,文龙以“礼”为参照,客观地评价了世情众生相。张竹坡与文龙就吴月娘等人物形象的驳难,寄寓彼此对时世的慨叹,灌注各自的主体精神。经世思潮、求真风尚和礼治理念,这些实践精神对张竹坡和文龙的影响强弱之别,制约着两者人物批评话语的抉择,折射出彼此所处时代及社会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