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知识学中的自我与自由

自由问题是费希特知识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主题。在费希特知识学中,自我的形而上学特征直接决定了自由的特性。可以大致从这样三种自我和自由的类型来概括费希特知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绝对自我与先验的自由、现实自我与实践的自由、宗教中的自我及其自由。我们试图阐明,自我在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怎样的规定性,这样的自我是如何实现自由的,他的自由思想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     

费希特对康德先验自我的逻辑化统一的努力

费希特的知识学以活动自我摆脱了康德悬拟的自在之物的枷锁,由此确立起主体、自我意识对客体、实体的绝对自由。费希特以活动自我为出发点建构了知识学体系,这一体系由三个命题构成: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费希特通过对活动自我的逻辑演绎,使得由康德割裂开的先验自我,在逻辑的方式下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只局限在自我意识的反思中,主体与客体并未达到内在的、现实的统一。     

谢林对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前提性批判

在认识论的长河中,知识学体系从费希特自我原则到谢林同一原则的演变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费希特在对康德知识学的批判中,确立了本源性、能动性的自我原则。这个自我通过自己的纯粹活动,推演出知识学的全部内容。谢林反对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自我原则,把知识学的根基引到斯宾诺莎的实体,建立起自己的"绝对同一"的知识学体系,从而解决了从主观到客观和从客观到主观的双重过渡问题。但由于其非理性的直觉主义倾向,谢林在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中也固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费希特知识学体系的逻辑架构及其局限性

作为康德的继承者,费希特批判吸收了康德哲学的合理内核,取消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确立了先验唯心主义的知识学路向。为了彻底唯心主义的进路,费希特设定了本原性的自我。费希特"自我"的最大特征就是能够自发行动,以此为基础,演绎了全部知识学的三条基本原理,建构了整个知识学体系。尽管费希特知识学是认识论史上一座重要的桥梁,但彻底唯心主义进路也使费希特知识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反思与自我设定——论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基本动机与进路

费希特的哲学始于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他早期知识学原理的动机与目的最终表现为从“事实行动”的概念入手提出知识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思路。康德与费希特对反思问题的处理大相径庭,费希特正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哲学的基本看法,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是一项重大贡献,它为重新理解反思方法并将之运用于自我设定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方向。但对今天的哲学研究来说,这些论证需要通过重构才能更清晰地显示出其特点。     

逻辑学还是伦理形而上学——费希特伦理学的“知识学原理”研究

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是按照其知识学原理写成的,按一般理解是知识学原理在实践领域即伦理生活世界的应用。但是,如果知识学原理本身是个不关涉实践的单纯概念的思辨,它又如何能有向实践应用的规范有交往性呢?本文由此疑问出发,探究在国内外学界很少得到深入探讨的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同实践哲学的内在关联,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不可被理解为单纯的逻辑学,而只能被理解为伦理的形而上学,才是有规范的有效性。由此试图得出的结论是,费希特的知识学原理本身,只有从本原的实践,即本原行动出发,才使得它作为形而上学成为可理解的。     

谢林知识学的先验演绎

谢林在承继和批判康德和费希特知识学的基础上,确证了知识学的最高原理。这个原理就是主体和客体、自我与非我的绝对同一,它不是自我,也不是非我,而只是绝对本身。这个绝对同一不能从存在或经验出发,而只能在自我意识中寻找。自我意识凭借自身的纯粹行动,历经原始感觉、创造性直观和反思三个阶段,演绎出知识学中从主观到客观过渡与符合的问题。谢林知识学提供了解决主体和客体、思维与存在之间矛盾的一种可能性思路,这条思路在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的人文哲学中得到了贯彻和复兴。     

实践概念的历史考辨

实践概念本身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历史地看,哲学上的“实践”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与创制的二分”,经历了康德的“技术实践与道德实践”、费希特的“实践知识学”、黑格尔的“善之理念”、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马克思的“实践的超验性与经验性的统一”、伽达默尔的“实践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等几种基本形态。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对于我们目前完整准确地把握实践概念以及正确看待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费希特前期知识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康德批判哲学的直接发展。从1794年到1813年,知识学几经改动,其间有很大变化。以1800年为界,前期知识学只讲自我意识,不谈最高实在,是地道的主观唯心沦;后期则注意到“绝对”,     

福柯的主体诗学——一种未来实践哲学构想

福柯后期思想发生了“伦理转向”，即从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转向了以自我风格化为旨趣的主体诗学。他从“性经验史”中去发掘古希腊的“自我文化”，由此来思考主体如何构建自身的自我伦理学问题。结合古希腊人的“自我技术”和他投入同性恋的性试验，福柯企图把人的生命存在转变成一种审美化的自我塑造活动，因而提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促成新型主体转变的生存美学。在他的后期著述中，其不遗余力探讨的主体诗学是以维护身体快感的自由为目标的，是以主体审美化的自我创生为前提的。福柯的主体诗学，无疑是在诉诸一种“伦理政治”的抵抗策略。这种伦理政治以其局部的和分散的斗争方式，体现了一种多形态实践的和审美主义的后现代政治取向。     

康德美学的影响

康德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最早接受康德美学影响的是费希特、谢林、席勒、施莱尔马赫等人，他们大约比康德晚生几十年，但其活动时期从本质上说是康德的同一时代，即法国大革命前后第三等级反对封建势力、自由思想方兴未艾、等级意识日趋瓦解的时代。他们的自由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他们的美学思想也紧随康德，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体系。费希特没有写过独立的美学著作，但他在哲学著作中发表了对审美问题的看法。１７９８年费希特出版了《依据知识学原则的道德学说体系》，其中有一节题为“审美…     

论认识与实践的同构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以实践为基础，同时实践以认识为指导，实践在先，可解释前者；认识在先，可解释后者。初看起来，像是一个二律背反，同时成立，又同时不成立。这就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命题蒙上了一层阴影——实践何以比认识具有先在性？既然先有实践而后有认识，那么在实践中得出认识之后何必又多此一举，重复检验呢？我认为在没有搞清这一问题之前，实践只能检验实践，而认识也只能指导认识。那么是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命题是一个假命题呢？不是的，实践能检验真理在于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同构…     

自我的消解与确立——康德“先验自我”研究

旨在为形而上学重新奠基的康德所而临的严峻挑战来自休谟彻底的经验主义。康德所开辟的先验路径可谓是前无古人从“我思”命题入手,通过区分“未定知觉”与“已定知觉”,先验地消解“自我实体”;并抓住逻辑说明与玄学规定的区别揭示出理性心理学循环论证的背谬,他证明,“我思”绝不包含“我为实体”,“我”仅仅是思维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形式”。作为伴随一切概念的原始统觉的“先验自我”第一次被如此确立起来,对象的存在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而获得一种新的牢固基础,“哥白尼革命”的支点正在于此。     

道教“我命在我”命题的双重意蕴及其演化

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命题 ,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性内涵。本文通过分析 ,认为 :只有在外丹道意义上 ,“我命在我”才较完整地体现人现实的实践主体性 ;而在内修方术传统意义上 ,“我命在我”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内向的自我把握 ,缺乏外向的实践精神。此外 ,随着道教生命哲学内在化演进 ,这一命题最终成为道教走向虚无主义的托词。     

论“实践教育学”对实践的指导问题

实践教育学对实践不能提供“手把手”的“学徒式”指导，也不是提供“培训式”的“教书匠”的指导，而是提供一套有别于教育实践规范的理论规范，它以隐含在概念、命题中的理性规范对实践提供有限的指导；当代实践教育理论尝试通过澄清实践者所用的概念、命题的真实含义对实践提供更为切实的指导。     

就实践的目的性问题答陈广亮、高立胜同志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是我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文章中提出供考虑的一个命题。该命题悖于我国目前的流行看法。陈广亮和高立胜两同志在《“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质疑》(《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陈文)中,对此提出了商榷。本文是我的简要答辩。     

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使命

一、知识、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 “知识”,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积累。科学则是在知识的基础上提炼、升华而成正确的、系统的知识。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希特认为,学问由三种知识构成:“一种知识是根据纯粹理性原则提出的”,即“是哲学”;“第二种知识部分地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特征

“实践”概念非马克思所首创,而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东西方哲学史上就已有不少人在使用这一范畴了;在马克思以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也在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真正赋于“实践”以科学规定的,真正把“实践”放在应有地位的,却只有马克思和他创立的哲学学派。这是因为“实践”     

美学的两个维度

美学应当具有两个维度,即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和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或简称为“系统美学”和“审美文化”。系统美学属于“理”的研究,审美文化属于“事”的研究;系统美学的言说方式是美学概念、命题、论证,审美文化的言说方式是审美意识、警句、描述。为美学扩充一个审美文化的维度,就能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化解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非否定美学是科学或知识,而是主张美学不必囿限于科学或知识。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源于西方,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则是非西方文化也拥有的。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应当承认古代中国已有了美学。“中国美学”同“日本美学”一样,通过美学的审美文化之维而获得合法性。“中国美学”也有两个维度,即古代审美文化的维度和现代系统美学的维度,前者无需索要普遍性,后者亦可追求普遍性。     

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法律治理

监护人依法履行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送学义务”，是控辍保学工作得以有效推进的必要条件。由于立法所设定的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法律后果缺乏实际拘束力，执法机关在行政督促复学工作中往往面临实践上的困境。而现实中执法机关针对违法监护人所采取的“行政型”或“司法型”的后续治理方式，均因超越现行法律的期待而潜藏着法治风险。在依法治理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路径选择问题上，既已提出的两种法律治理方案即在实体上增加法律责任规定和程序上设立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均不具备现实可行性。事实上，在法律框架内开展监护人违反“送学义务”的治理实践时，需要充分考虑家庭因素，避免公权力过于能动地直接介入家庭，同时应当建立多领域、多部门联防联控的法律治理机制，从而促进“家内治理”与“家外治理”的有效衔接，以此达致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