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鲁迅翻译实践与理论的整体观照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直到今天,国内翻译界对于鲁迅的翻译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如部分学者认为鲁迅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翻译选目中的“弱国情结”、翻译理论中的启蒙翻译文化观、“硬译”的方法论和“重译”的翻译路径,从翻译的历史语境视域出发,指出以上观点是从单一文化语境来看待鲁迅翻译理论与翻译方法的结果。本文提出鲁迅翻译理论的目的绝不局限于语言表层,而是一种改造中国语言文化、构建平等的民族关系的文化策略,其“硬译”的翻译方法是他的翻译目的在语言层面的具体体现。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鲁迅作为一个文化转型时期的作家,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这表现在他一方面主张“拿来主义”和坚决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方面信奉着文化传统,他的精神至上观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就体现出民族传统在他的文化心理上的深刻积淀。“心学”是儒家传统的灵魂之一,它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把“人心”视为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鲁迅的“弃医从文”,提倡个性,张扬科学精神,以及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思想启蒙事业,共同体现着一个思想模式,即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社会历史变革的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论鲁迅的孤独意识

本文作为《鲁迅意识构成》的系列论文,着重从思想文化角度对鲁迅的孤独意识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孤独意识作为现代人自我意识深化的心理反应,同样贯穿在鲁迅的思想发展之中。文章指出,鲁迅的孤独意识经历了萌发期、发展期、高潮期和淡化期等四个显现阶段。对人及其个体的关注,展现以个体主观精神独立与自由为中心内容的人的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对于卓越天才思想的阐发,以及由此设计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的宏伟蓝图,是鲁迅孤独意识的本质内涵。确立'人'的视角,倡导'立人'思想,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工作,显示独立的人格意志力量,是鲁迅由孤独意识而萌发的精神文化创造性欲求的具体表现。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鲁迅研究的思想意义与学术理性

近年来,关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而学界和民间对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当代意义的质疑,首先是对过去长期以来的政治性的“学鲁迅”单向诉求的过度反弹;其次,质疑和反弹不应该以否定鲁迅核心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为目的。应该在“鲁迅学”的学术理性的前提下,对鲁迅形象和思想进行还原。与此同时,当下最为迫切的是将鲁迅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境遇的现实相关联,作为引导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和国民性改造的精神资源。     

鲁迅与启蒙及启蒙与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沿着启蒙个体生命本位的思维脉络,梳理鲁迅对启蒙怀疑与反思的矛盾历程,阐释启蒙终极指向生命自由旨在实现"生命回归"的精神内核;从生命存在的"自我中心"的困境和中国历史文化沉积造成的生命个体本位缺失两方面,探讨启蒙在中国的道路艰难与漫长的根本原因;同时分析启蒙与文学的深度契合关系,以及鲁迅的文学超越启蒙性界定的丰富意蕴。     

鲁迅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对于辛亥革命,鲁迅基本上只是个旁观者。“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鲁迅比身当其事者保持了更多的清醒与理智,但也容易让鲁迅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反思时少了一份“同情之了解”。 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诸多言论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对辛亥前后复杂的历史状况的深刻洞察与揭示,然这些言论却不可以拿过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长期关注“人心”或者说“国民性”的问题,绝少从制度层面看待中国道路问题。这使得鲁迅对辛亥革命在制度上或者说程序上结束了皇权专制,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基础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鲁迅的很多小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的意义上被理解和阐释着。其实,这样的理解和阐释既包含了对辛亥革命本身性质与任务的误解,也包含了对鲁迅此类小说本身的误解。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的历史中的命运似乎可以称之为一种独特的“两极牵挂”。所谓“两极”,就是历史评判的两个端点。鲁迅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几乎从一开始(当然也是直到今天)就被置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体系之中,同时每一种判断体系又都不断在针对鲁迅“说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两极牵挂”概括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之“结”。值得注意的在于,对于自身在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这一命运,鲁迅显然早有一种惊人的自觉,也就是说,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这又成为了鲁迅本人的自觉追求。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概括鲁迅作为“结”的意义: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刺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从而牢牢地“嵌进”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各个思潮、思想系统,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嵌进”而非其固有的自然肌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总是“赫然挺立”,与其他种种思想发生着复杂的纠缠——要清理现代中国诸多思潮都必定要返回鲁迅,但仅仅清理这些思潮却又不能理解鲁迅。这就是鲁迅存在的复杂性,也是他如此“扎眼”如此难以“消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