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中的民生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民生问题呈现出以下特征:民生方面的具体需求甚于政治诉求、社会群体间贫富差距悬殊、官民矛盾与劳资问题突出、解决社会问题容易陷入"改革陷阱"中。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另外,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利益表达机制明显缺失、政府缺乏超越性与公正性、伦理道德缺失等原因共同诱发了民生问题。针对此,要从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政府自主性等方面去改善民生。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补偿不公引发的利益纠纷、自然生态破坏产生的利益威胁、社会保障不实引起的利益矛盾以及民族文化权益被侵诱发的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协调不力、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不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建构公平畅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健全公开高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切实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论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手段、实质、内容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内涵,将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社会治理主体、手段、过程、基础与路径等各个方面:一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二是要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基本实现国家治理手段的现代化;三是要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过程的现代化;四是要发挥科技与信息化作用,基本实现国家治理基础的现代化;五是要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基本实现国家治理路径的现代化。     

农村纠纷多样化与农村社会秩序整合

由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血缘关系日渐让位于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契约化原因，农村社会纠纷呈现出复杂、多样化。在农村中传统的礼治秩序趋于瓦解，而法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实际情况下，要依赖于情与理的社会整合功能、村规民约的社会整合功能、国家法的整合功能，来实现农村社会秩序的整合。     

人性与犯罪进化的原因和趋势

人性与犯罪都是不断进化的,犯罪随着人性的进化而进化。所以如此,既有生存和欲望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人性进化的趋势是崇尚能力、推崇理性、追求利益、主张自立,犯罪进化的趋势表现为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高科技犯罪的大量增多。     

人性与犯罪进化的原因和趋势

人性与犯罪都是不断进化的,犯罪随着人性的进化而进化。所以如此,既有生存和欲望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人性进化的趋势是崇尚能力、推崇理性、追求利益、主张自立,犯罪进化的趋势表现为经济犯罪、有组织犯罪、职务犯罪、高科技犯罪的大量增多。     

论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兼论村民自治的困顿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村庄秩序的研究主要基于国家一社会的理论框架之中,而很少关注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对社会秩序生成的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沿革来看,农民作为村庄社会中的主要行动者,其利益的参与、整合与安排不仅决定了村庄秩序的具体表征,而且亦是实现村庄社会有序运行的主要动因。伴随市场经济的社会发育,村庄结构日趋开放,以及国家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相运作,村民自治被视为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困扰,却意味着理性化村庄秩序将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金融领域职务犯罪控制略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安全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 ,而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已构成了对金融秩序和金融财产的严重威胁 ,因此 ,研究该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规律 ,探寻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犯罪防范体系 ,对于预防和打击金融领域职务犯罪 ,创建良好的金融秩序 ,确保国家经济“命脉”的健康和安全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与群众路线

本文就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与群众路线进行了探讨。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它用革命暴力摧毁和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的、新型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改革。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公职人员是社会公仆,人民是社会的主人     

基础秩序失衡：关于苏联解体最根本原因的再认识（上）

苏联解体的因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社会基础及经济制约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失效。形式上表现为前苏联上层指导思想的急速转变而导致政策的非连续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分化,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利益矛盾外显化,实质上是其变革道路中基础秩序失衡。     

基础秩序失衡：关于苏联解体最根本原因的再认识（下）

苏联解体的因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社会基础及经济制约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失效。形式上表现为苏联上层指导思想的急速转变而导致政策的非连续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分化,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利益矛盾外显化,实质上是其变革道路中基础秩序失衡。     

贯彻落实惩防体系《实施纲要》积极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在形式上集中表现为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是社会最敏感、群众最痛恨、危害最严重的腐败现象。积极预防和遏制职务犯罪,是反腐倡廉工作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保证,是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近年来,玉林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作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任务,认真履行职能,加强组织协调,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做法是:     

公共利益原则在国际反倾销措施中的地位

公共利益表现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也包括一定条件下的个人利益.各国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规范国际贸易秩序而实施反倾销措施时,应考虑公共利益原则,以此来平衡国家、社会、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网络环境对基层社会矛盾的影响探讨

现阶段基层社会矛盾表现出新的特点,特别是网络环境对基层社会矛盾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网络扩散放大了改革中的利益格局失衡、集体无意识、群体极化倾向、网民狂欢心理、互联网对司法的影响、网络中的去个性化行为等不同方面。针对这些不良影响提出了降低网络环境对基层社会矛盾影响的对策和网络环境下实现对基层有效管理的对策,对于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20世纪列宁社会管理思想转变探析——以《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为据

20世纪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从理论走向现实的重要体现和智慧结晶,是在俄国苏维埃革命、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对这一时期列宁社会管理思想转变的清晰认识,是研究具体历史时期列宁社会管理思想的关键。本文从十月革命前、列宁领导苏俄建设以及列宁晚年三个发展阶段分析考察了列宁社会管理思想转变,主要体现在由要求组织管理国家政权到提出主要管理措施的转变、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对利益关系的管理由强调公共利益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转变、对国家工作人员管理由外部监督到内外监督相结合转变等。     

警惕“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

所谓“熟人政治”和“关系社会”，通常是指由某种利益关系和血缘、情感维系的人际群体构成的管理秩序与社会形态。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场更是以“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     

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缺陷与政府对策

加强和改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和保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措施。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管理服务水平较低。农村社会存在着社会稳定形势不容乐观、治安状况令人担忧、公共危机管理水平落后、农民工利益得不到保障等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为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和核心作用,推动制度创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以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秩序、公正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