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载体及其扩容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在国家改革和与发展的宏观层次上对要素配置进行统筹考虑,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根本上寻求新的途径。本文对我国未来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以及就业载体扩容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等进行了阐述。     

大农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危机,农村的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导致农村劳动力利用不充分,从而引起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缓慢。大农业具有顺生态性和多功能性;我国发展大农业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大农业依靠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新的社会分工,拓展和深化农业产业链,使与农业相关的非农职业需求不断扩大,从而拓展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建设与促进非农就业的战略选择

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本文通过对我国就业制度演进和劳动力市场发展历程的分析,指出阻碍当前农民工非农就业的诸多因素,并从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的视角提出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建议。     

本期导读

历史创造主体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辨辩证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显现的客观性和价值内涵的辩证性特征,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整和了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把历史创造主体与历史发展规律创造性的统一起来,辩证展现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统一,从多维视野揭示了自己的全面价值,体现了人类社会系统的、动态的和辩证的分析方法。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载体及其扩容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宏观层次上对要素配置进行统筹考虑,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根本上寻求新的途径。文章对我国未来非农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家庭和社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使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显著提高约4个百分点,但对创业无显著影响。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带动效应显著,而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带动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村形成后,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带动农业劳动者从事本地雇佣劳动,但尚不具有促进农业资本投资替代家庭自有农业劳动力投入进而释放更多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效应。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可通过促进土地出租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由此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在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方面产生显著的要素集聚外部性,提出可从培育和发展这些新型主体着手来提升农民收入和促进就业。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

基于二元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发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收敛作用.使用该理论并采用中国198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业劳均产出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说明我国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为此,现阶段中西部地区可利用本地区农村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育发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以增强其非农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农业保险、劳动力资源配置与绿色经济效率

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农业与非农部门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农业保险通过劳动力资源配置助推绿色经济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基于30个省2012—2021年数据实证考察了农业保险、劳动力资源配置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农业保险推动劳动力资源配置是提高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机制;农业保险的保障性降低农业风险,影响家庭决策,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改善产业结构,产生资源配置效应;农业保险的政策性降低农民生产成本,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绿色生产技术的使用率,进而影响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绿色发展效应。依据上述结论,认为应提高农业保险的供给水平,实施农业保险与农村就业培训相挂钩的政策,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广度和渗透深度,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返乡就业与工业反哺农业的着重点

目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就业的人数逐渐增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在分析农民工返乡就业的原因及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吸引＂种田能手＂回归农业;同时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鼓励返乡农民工非农创业就业,以及提升农民工创业就业能力等。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论受教育程度对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以对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

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发现,影响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多变量中,教育变量是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倾向和非农就业地点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而且可以削弱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区位、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作用越低.因此,要提高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质量,首先应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理论思考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面的费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表现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劳动者技能培训及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其非农就业转移,包括影响选择非农就业的意愿、非农职业选择的能力和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为此,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必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正向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上网的农村女性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信支出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均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建设和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帮扶的角度提出对策。     

新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的新特点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已经从需求主导转向供给主导,且年轻劳动力呈有限供给;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增多,并有向东部集聚趋势;主要在城镇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且成为城镇劳务市场供给的主流,新生代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非农转移的领域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稳中有升;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机制,劳动力非农转移具有不稳定性和不彻底性.     

现代农民形成的三个维度分析——基于就业选择集的视角

以传统农民与现代农民的形成本源为出发点,对两者的本质进行识别,发现两者拥有不同的就业选择集合,现代农民拥有多个选择机会构成的就业选择集合。在此视角和逻辑起点下,从选择机会、选择能力、选择条件三个维度出发,揭示现代农民形成中非农就业机会增加 劳动力择优转移下农村人口代际优化 农业的企业化和农民的选择性就业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作用机制,从而展现出现代农民的演进规律和形成路径。扩展的就业选择集合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基本前提;农村优质劳动力率先的非农转移,导致农村人口生产的量质转型和代际优化,形成现代农民能力提升的内在路径;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促进现代农民成长以及农与非农就业工资的收敛,形成现代农民生成的条件。据此,建议助推现代农民形成,政府应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以扩展其就业集合,加大农民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其选择能力,提高农业收益、促进农业的企业化经营以转变农民的农业择业条件。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农业人口非农就业培训探索——以湛江地区为例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湛江地区农民非农就业问题日益显现。通过对湛江地区农民非农就业的机遇及就业困境的详细分析,探索适合农业人口非农就业的方法措施,从而建立以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和流动人口为主体,培训机构、培训市场和就业市场相协调的就业促进型培训机制,提高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加大就业培训的投资力度,搞好劳动力培训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