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新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转型

新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不在于将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剥离开来,而是赋予常住人口依据居住证享有更多社会福利的资格,事实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社会治理论"的视角来理解新型户籍制度的功能可以看出:我国户籍制度功能转型的主要内容是从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社会管制制度,转变成一种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制度;新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在城镇化的时代重建社会秩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引导人口流动、完善地方社会福利分配和支撑地方社会治理等方面。     

地方治理不仅仅是地方的事——我国地方治理中几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解析

地方治理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能完全自证也不同于治理地方。地方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极其重要的载体与具体体现，决不能搞价值虚无、价值无涉。地方治理应当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处理好地方治理与中央治理之纵向的“上下相互治理”及横向的“地方相互治理”的关系。地方治理应当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既要珍惜地方治理的历史积淀又要落实好层级责任制。地方治理应当参照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逻辑，处理好地方治理主体和治理主导的关系，做到地方治理间的优势互补，既入微展宏又入宏展微。在地方治理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根据“木桶原理”和轻、重、缓、急原则，在地方治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相互共振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保持治理的相对平衡发展。     

中国社会福利体系责任结构的顶层设计

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社会福利项目的供给本质上就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去重新确立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基础、重新界定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关系以及重新调整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结构。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基础不能依据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也不能依据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所谓的中间道路理论,而应该以底线公平理论作为社会福利体系顶层设计的责任基础。从责任结构来看,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纵向责任结构要科学地揭示出整体的社会福利体系、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关系;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横向责任结构要能够准确划分各社会福利项目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福利支出与财政收支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社会福利项目的供给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减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     

论两种制度国家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与纷争

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全球治理危机日益凸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日益增多,无论是在政府层面、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中还是在非政府组织中,合作都呈现日益加强的趋势;同时,两制国家在国家利益、国际地位、价值观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纷争难以弥合。全球治理任重而道远。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中国地方制度析论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逐渐形成了有关地方的建立、授权、调整和治理以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这样的地方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不断的调整而趋于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地方制度文化。同时,这样的地方制度及其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政府的运行、改革和治理。建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分析框架,无法全面揭示这样一种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方制度的独特内涵,因此有必要在全面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它作出深刻的阐释。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并归宿何方的阐述过程与系统,建基于其历史唯物主义,并最终奔向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个过程中集中展现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形成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各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断扩大多维交往,交汇而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应用于、适用于全球治理的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在深刻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对当今全球化总体时代趋势系统研判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伦理基础上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自觉超越,并由此开启对全球治理新模式、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重建重塑,既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道路的世界发展意义,又凸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转型经济中的公司治理与公司法的重构

公司治理和公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公司决策制定的规则和保护决策制定机制的有效运转,以最大化公司价值和维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特定的历史、文化、市场和法律条件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简单地将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移植到任何其他地方都将是不明智的.转型经济国家公司法的构建需要在保护投资者与经理人员为公司价值最大化和社会福利工作时进行职业判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法国国家构建与治理现代化研究

法国国家构建作为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一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民族国家垄断起对内对外的国家主权,为由内而外处理好法国内部关系、法国与欧洲以及法国与世界的关系打下地基;共和国家通过权力制约与平衡方式,为解决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树立框架;民主国家面临公民由低到高的参政问题,从选举代表到问责代表再到自身参与到治理中来,构建起现代化治理所需的"多权威中心"的网状治理结构。国家构建作为西方宪政国家的共识性存在值得后发展国家注意与学习。     

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基于贵州、湖南、河南三省部分乡村的实地调查

近年来国家形象和社会治理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乡村村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却少有涉及。对贵州、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实地调查显示,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政权、中央电视媒体与当地县市电视媒体间较为强烈的认知割裂状态。可以从电视传播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处境、对中央政府形象的积极建构和对地方基层政权权威的客观消解等方面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结论,并就改进地方电视媒体传播体制和机制提出建议。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地方文化研究的三个关系

在今天,突破由西方话语主宰的话语体系的束缚,重建关于中国叙述的国家、地方文化知识体系,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的新的历史使命。其中,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就有三个方面的关系需要加以厘清,即地方文化研究与全球化及国家、民族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地方文化研究的乡土性特征与现代化处境的关系;地方文化研究与研究者的关系。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关系研究

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密切且频繁。二者之间关系可以大致区分出抗争型互动和协作型互动两种不同模式。不过,二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基本面。总体而言,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平台,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又拓展了政府问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范围,并增强了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实践的有效性。更为重的是,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或以之为杠杆,进而影响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并推动国家和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问题。     

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化目标、社会化补偿机制和原理

全球持续性、常态化抗疫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个人家庭生活成本、国家治理政治成本和总体性社会成本议题，成为各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核心议题。现代社会带来的广泛多样深刻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威胁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合法性，催生社会政策、社会立法与社会福利法治化，其实质是建立以社会收入再分配、社会化福利性社会服务和社会补偿功能为主的现代财政制度。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现代社会生活秩序，国家干预与社会政策框架，社会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社会补偿与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普遍选择的社会福利制度范式，反映现代民主政治、财政与社会福利制度普遍规律。     

政府间关系的几种结构

本文首先考察了影响政府间关系结构的因素 ,之后又考察了这类结构本身。文章认为 ,有 6种因素影响着政府间关系 ,它们是人口地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历史因素、宪法制度因素、政治因素、环境因素。至于结构本身 ,本文认为 ,制度化程度、政府间关系的决策性质以及透明度这三者 ,都有助于确定政府间关系体系。随后 ,作者又把政府间关系分为 4个方面 :一为管辖权内的政府间关系 ,中央机构在这一关系中被“联邦化”了 ;二为管辖权之间的政府间关系 ,这一关系的明确特征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特征 ;三是政府间关系与司法制度 ,在这一关系中 ,对法庭的诉求就是政府间关系向不同领域的扩展 ;四为国际间的政府间关系及其他类型的政府间关系 ,这类关系包括准政府性质的国际实体 ,超越国家界限的多层政治结构 ,以及不同形式的本地自治。文章在结语中指出 ,使政府间关系民主化 ,是新世纪之始政府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