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老苗子”和同胞说说心里话

1956 年夏,我于湘西吉首民族中学初中毕业,我当然非常想继续读高中,将来读大学什么的。可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梦。家里兄弟姐妹多,实在太穷了,父亲身体不好,娘太苦了,我是男伢儿中老大,应该义不容辞地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所以,我没有报考高中,一门心思想找个穿四个口袋衣服的岗位(国家干部)。但石兴禄副校长却一再动员我报考本校高中。最后他把我娘请到学校,苦口婆心地对她说:“大嫂,这伢儿肯读书,能读书,你们就让他读吧,将来他会有出息的。我们苗家人缺文化啊,为了我们苗家的将来,你们就多受点苦吧。以后他的衣食住行你们就不用管了,我来…     

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

近代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执行汉化教育的过程中,曾出现一种"雇读"现象,即少数民族视入学读汉文为当差,多愿出钱或出物作为报酬雇请他人顶替学差名额读书.西康藏族"雇读"即是近代教育改革中民族文化冲突的典型个案.本文分析西康藏族"雇读"现象的背景、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并着重从语言文化、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分析了藏族"雇读"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雇读"在本质上是藏文化对汉化教育的排斥和抵制,是两种教育体制、两种文化不兼容的集中体现.     

受教四年 享用一生

一、难忘的尊师 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张养吾院长 我在西北民族学院读书时，正值张养吾同志任院长。张院长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老八路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我以后的求学和工作生活。张院长经常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朴实而严厉的话语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畔。不仅如此，张养吾院长还经...     

文化革命之歌

土家族苗族新山歌七首娘的乖,你快来,教娘学文化,瞎眼好睁开;睁开瞎眼睛,看看新世界。工地是学堂,书本带身上,生产歌声响,休息读书忙。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委宣传部搜集整理)既然愚公能移山,何愁文盲扫不完,只要社员决心大,事在人为有何难。柳枝当笔杆,沙地当纸张,人人学文化,文盲齐扫光。夜夜灯下勤读书,出工生产带书走,小小黑板挂身边,十天认字一千五。耕田种地又养猪,白天出工晚读书;技术文化都要学,又能文来又能武。(袁因搜集整理)     

一个微笑着看生活的作家

张长,原名赵培忠,白族诗人、作家。1938年生于云南省云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五十年代后期,张长在中国文坛上头角崭露。他的诗选入1957和1958年的全国诗选,散文选入周立波主编的1959—1961年《散文特写选》。张长不写那种神一样站在云端上的人,他写人的真实和平凡。他的作品风格细腻而富于感情,谋篇布局上独具匠心。他热情乐观,表现出一个微笑着看生活的作家所独具的风采。张长在小学读书时,读了一些民间和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特别是白族民间故事和汉族古典小说对他影响很大。 1953年,张长在昆明医士学校学习,又读了外国文学作品。他在立志当一个医生的同时,他也想学着写点什么了。     

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

当我收到今年的《人民文学》第三期,翻起书来看文章目录,赫然地发现有黑体字的《正红旗下》老舍的长篇连载字样,顿时使我仿佛看见老舍先生复活了,又在案前奋笔疾书……。我连忙翻到了页数,一口气读了下去。     

最是书香能致远——基于激发学生读书文化兴趣的探析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高尚的人交谈,会让人受益匪浅。让学生养成读书的习惯,不仅仅是学语文的需要,更是为学生的一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也能有效改变中国的生活风尚。语文教师必须以身作则,自己喜欢读书,言传身教,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并且课型要多样,然后帮助学生选择适宜的书籍,为学生挤出读书的时间,创设良好的读书氛围,以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     

封面学者:朱炳祥教授

朱炳祥,1949年生,江苏靖江人,武汉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术浮躁的当下,他狠心地要求学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他别有新解为"刻苦的读书精神","读死书"则释为"读经过时代考验的一流著作","读书死"他又将其说成"死而复生"的"涅槃"。关于培养研究生的理念,他作过如下的表述:"导师对于学生的主要责任,不在于指示路径,而在于导引他们探索路径;不在于灌输知识,而在     

芝加哥博物馆收藏的明代伊斯兰青铜器皿

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收藏有一批阿拉伯文和龙图案装饰的、铸造于明代的伊斯兰青铜器皿，如果它们是真品的话，它确实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文化和中国穆斯林工艺的发展水平。特别是伊斯兰器皿中龙的图案出现，证实了明代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影响。     

毛泽东与黄河的未了情缘

<正>毛泽东一生非常爱读“有字之书”,也十分重视读“无字之书”。他把读“有字之书”作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命不息,读书不止。他读天下国家万事万物的“无字之书”,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垂老不倦。然而,有一本“无字之书”是毛泽东一直想读、到晚年仍没能读完,成为未了情缘。     

哲人逝矣 风范犹存——纪念庞士谦老师诞辰100周年

20世纪以来,中国伊斯兰文化领域星光璀璨,在我熟知的穆斯林学者中,有好几位贤哲型的。庞士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我敬仰庞老师的是他那高洁的学者风范,及其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本人师事庞老师时,他已经是一位遐迩闻名的耆宿。老师温文尔雅,仪表堂堂,既有长者气质,又有学者风度。他的言传身教、道德文章,使我深深感到这位苦斗终生的学人堪称是中国伊斯兰教育园地里一位劳苦功高的园丁。     

宝庆集团,好大一棵树

寒风呼啸，瑞雪迎面。我们在被誉为“怀化民营经济第一艘航空母舰”的怀化宝庆集团见到了相约已久的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颜坚生。颜总个头中等，精精瘦瘦，一看就像个在商海中摸爬滚打惯了的人。与他的谈话是从他“树的原理”开始的。他说，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就要像“竹子”一样，晶莹剔透，光明磊落；而做事则要以“松树”为榜样，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即使历经风霜雪雨也不低头，碰到再大的困难也不退缩；干事业则要以“榕树”为模，先发展一支主干，做强，然后培植分支，做大，让独木成林，形成集团，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和超强的…     

我跟费孝通读博士

作为费孝通的学生 ,我一直想好好总结一下 ,在他的门下究竟学了些什么。但每次提起笔来 ,总感到想写的东西很多 ,却又有些无从下手。利用春节的空闲 ,将先生的著作搬出来 ,选择代表性作品又读了一遍 ,似乎对费孝通的学术思想 ,又有了更新也更深入的理解 ,先生的音容笑貌也时时浮现在眼前。考上了费老的博士研究生第一次认识费孝通先生 ,是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学生。有一天系里通知到地下礼堂听讲座 ,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主讲———通知的老师显得有些激动 ,因为费先生从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就是中央民族…     

重视文化教育的元仁宗

若从太祖成吉思汗算起,元仁宗是元朝的第8代皇帝。他的全名叫奇渥温·爱育黎拔力八达,是中国皇帝中名字最长的一位。元仁宗当太子时,随汉族学者李孟学习数年,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派人到各地去访求书籍。他喜读《大学衍义》,曾发出“治天下,此一书足矣”的慨叹。即位以后,仁宗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做了不少有推动意义的事情。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仁宗登基之初,就读了记述唐太宗君臣事迹的《贞观政要》。他感到“此书有益于国家”,便下诏译为蒙古文,令蒙古人和色目人诵习。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他因“《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要集贤学士摘要翻译成蒙古文。延祐五年(公元     

顺应与选择：台阁诗学影响下的回族诗人韩雍的杜诗接受研究

明代回族文人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他们通过诗文向儒家经典文化靠拢的有益尝试,体现了回族诗人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是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硕果。韩雍是明初诗坛一位极具代表性的回族诗人,受当时诗坛尊杜风气的影响,加之个人经历、人生目标和文学理想与杜甫相投,他在诗学理论、诗歌创作上取法杜甫,与之有密切的承继关系。他的文学活动因台阁诗学的影响,固然有其片面单一性,但代表着回族诗人宗杜诗学起步阶段的面貌,是回族诗人杜诗接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环,对于了解回族诗人接受传统文化具有范例价值,开辟了回汉文化交融共生的又一阐释空间。     

走进“那文化”的世界——《那文化探源》书评

2009年初回故乡时,我拜访了中国壮语文化网络教育学院学术顾问、壮学专家王明富先生。他将其2007年底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作《那文化探源》送给我。当时我只翻开几页,就被里面丰富的内容吸引住了。     

弗莱彻教授对中国苏非教团的研究

约瑟夫·弗莱彻（JosephF．Fletcher，1934－1984年），是美国最有语言天赋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研究中亚苏非教团的皎皎者。他的英年早逝象征着这一领域内的一颗明星的殒落。弗莱彻生于1934年。还是麻省的初级男校学生时，他就崭露出非凡的语言天才：他学习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1957年他在哈佛大学斯拉夫语系获学士学位。除主攻俄语外，他又学蒙古语，并受到弗即西斯·克利夫斯──一位蒙古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而开始学汉语。1958年他考取哈佛远东语言系的研究生。在克利夫斯教授的指导下，除学蒙古语外，他还学满…     

来生还做人

一次,友人问我:“如果有来生,你愿投胎做什么?”友人见我默不做声,便固执地又问我一遍。我想了想说:“还是做人吧。”“什么?做人?太烦,也太累!”友人苦笑着离去。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继续为生计而艰辛奔波。我逐渐理解友人观点的无可奈何,也甚至感到了做人很苦,苦到难以忍受。     

《回族语言文化》序

占武同志的新作<回族语言文化>出版,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他请我为之序,我愉快地答应了.一则,我自己长期从事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回族学研究这样一个新的收获感到由衷地高兴;二则,我与占武同志熟识,了解他的为人和研究志趣,为读者作一些介绍,大概不会有应景之嫌.     

《中亚东干语研究》序

我第一次听人提及“东干语”,迄今已近5 0年了。当我深情地翻阅《中亚东干语研究》清样时,一些往事又不禁浮现于眼前。1 95 6年,那时我还在大学读书,在当年的《新观察》第2 2期上看到一篇题为《太平天国的子孙在苏联成家立业》的文章,作者欧阳惠是我国一个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他在文章中生动地记述了在“大多数社员说的是甘肃口音的中国话”的东干族集体农庄的见闻。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庄员向代表团竟然欢呼“掌柜的来了,欢迎,欢迎”,再有就是一位“祖父是宁夏人”的庄员解释“他们说的中国话有许多都是八十年前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