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通常会引发争议。通过对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判罚罪名、行为类型、刑期认定、案件周期、是否上诉等进行实证考察，发现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隐含了以下伦理问题：一是刑事罪名框定不适当扩张，凸显国家权力干预与个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冲突；二是有期徒刑广泛严格适用，凸显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三是刑事处罚的污名化效应，凸显社会利益与个人负担之间的冲突。公共健康伦理契合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所隐含的伦理性，可以为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提供价值指引和设定伦理规范。在公共健康伦理视阈下，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应当以社会正义作为底线价值，同时充分考虑可允许性、相称性和必要性等正当性条件，在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共享正义观"与利益平衡——实现个人权利和社会功利融合的路径

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并不总是一致的,调和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的冲突,既可以从罗尔斯"理性人"的视角切入,又可以从其"合理人"的角度进行.前者通过理性人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修正、辩护和调整所达成的共享正义观来实现;后者凭借合理人进行谈判所达成的利益平衡来完成,这两种调和方式相互补充.     

功利与正义:公共健康的伦理选择初探

公共健康的目标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它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人口的健康而非特殊个体的健康,因此公共健康需要在整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取舍和权衡,于是便产生了整体功利与个体正义之间的伦理冲突。功利是对整体最大效益的追求,而正义是对个体,尤其是弱者的特殊关照。在功利与正义之间,公共健康所作伦理选择是“追求功利,兼顾正义”。     

数字时代个人数据产权体系研究——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分类视角

个人数据确权是构建有效个人数据市场、释放个人数据要素价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于个人数据兼具公用和私用的双重属性,纯粹私有产权会减损个人数据的公共价值,纯粹公有产权无法保护数据主体的数据权利和数据业者的数据权益。因此,兼顾数据主体、数据业者、社会公共多层次利益的协调平衡,在个人数据产权体系构建中至关重要。研究根据数据生成方式,将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数据划分为直供数据、行为数据和衍生数据,借助“半公地产权”理论构建多层次的个人数据产权体系：直供数据的准财产权赋予数据主体,数据业者只能授权使用;行为数据产权分割为数据所有权和数据用益权,数据所有权保留在公共领域,数据用益权赋予数据业者;衍生数据的知识财产权赋予数据业者,数据主体仅享有特定权利。如此,才能在保护个人数据权利和企业数据权益的同时,促进个人数据要素充分流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知情同意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介入:问题与出路

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进入我国视野三十余载,经历了从"简单同意"到"知情同意"的变迁。在我国的临床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具有信息告知的"权威主义"、主体的家庭主义以及操作流程中的形式主义特征,这些特征与知情同意本身的尊重、平等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构建中国的知情同意制度,需要开启现代公民教育,加强权利启蒙与责任教育;强化医患信任制度建设,推动知情同意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建构独立的第三方干预模式,破解知情同意实践难题。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限度

在看似统一的“患者利益至上”目标下,患者知情同意权内部蕴涵着冲突与矛盾,其制度设计也模糊不清,以患者权利为破解医患关系困局的药方并不符合中国语境,甚至可能引发负面效应.若想促成权利的介入在医师与患者、社会与个体的交互中发挥良性的作用,就需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患者知情同意权所蕴涵的冲突与差异的基础上,消弭权利“武器”的对抗性在医患之间造成的对立情绪,并基于中国特定语境更加合理地设定和明晰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冲突与协调: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

协调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的冲突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调和既可以从理性人的视角切入,又可以从合理人的角度进行。前者通过理性人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修正、辩护和调整所达成的共享正义观来实现;后者凭借合理人进行谈判所达成的利益平衡来完成。这两种调和方式相互补充。     

个人生物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以人脸识别为例

随着人脸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的广泛应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敏感信息,所蕴含的个人信息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应当确立风险预防及利益平衡原则以保障个人生物信息安全.在生物信息安全法律领域,我国现有的私法和公法保护模式都难以实现体系化保护.我国应以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综合性立法为契机,通过相关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协调,构建个人生物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公共经济利益损害的经济法救济

经济法在民法和行政法无法全面维护公共经济利益时,以其特有的理念和手段来救济公共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经济法通过授予国家机关、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权力或权利来保护公共经济利益;我国应当在加强国家机关救济公共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授权社会自治团体和个人救济公共经济利益受到的损害.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惩罚与保护的平衡点——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

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并非总是和谐一致 ,而是往往处于冲突之中 ,这一冲突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刑事赔偿国家免责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这一冲突模式 ,特别是在中国现实司法语境中合理界定二者之间的边界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认识进路。在法治社会中 ,刑事赔偿国家免责条款所界定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点 ,绝不是中间点 ,而应当向保护公民权利倾斜 ,即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形下 ,应该优先保护个人权利。     

权利与善之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综述

公共健康领域的所有伦理问题都是围绕着"权利与善"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的.目前国内对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权利与善"这一主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悄然兴起.随着研究的深入,"权利与善"的关系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虽然目前尚无学者明确提出将"权利与善"作为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主题,但从目前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权利与善"之紧张关系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协调二者紧张关系之迫切性.此外,传统的生命伦理学在遭遇公共健康时,由于其理论框架是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过于偏重个人权利,这势必造成对公共健康这一共同善的忽视.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个人信息权利的共同善维度

在信息社会的巨大挑战面前，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需要确定个人信息权利的基本属性，然而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信息的本质与权利的道德意义是界定个人信息权利需要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信息是一个解释性概念，在高度复杂的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个人信息所展现的技术、价值和社会维度是展示信息之重要性的基础。证成个人信息权利依然需要回到自由论和利益论之争的价值框架之中，但信息社会中技术理性与价值世界的碰撞、个体与社会互动的方式转型以及个人人格向数字人格的转变等因素，使得个人信息权利的证成面临更多难题。基于共同善的权利观回应了信息社会的法律挑战，主张个人信息权利的基础在于对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善的双重贡献。对个人信息权利的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信息社会的发展确立伦理准则和文明规则，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制度设计也应体现共同善的价值指引。     

患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之重构

患方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及其家属的一项重要权利,但不少案例表明:一方面知情权受到很大限制,而另一方面同意权又被任意滥用,这与传统理论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的构建不足有很大关系。仅强调对患者人格权的尊重这一法理基础,将会陷入对同意权的过度保护甚而导致对同意权的滥用;只有在知情权得到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患方知情同意权作为一个整体权利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重构患方知情同意权法理基础的同时,患方知情同意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也提出了重大考验,需对我国患方知情同意权的宪政建设提出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     

也谈公共领域与权利意识--与张康之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 ,“公共领域拒绝个人权利”既缺乏科学理论依据 ,也无现实基础与实现可能 ;权利与权力、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间存在复杂的辩证联系 ;解决众多行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制度创新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合理扩大与保障行政人员的个人权利 ,这是提高行政效率、制约行政特权与权力垄断、实现行政公开、合理、高效、廉洁的重要保证。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与中国转型期的地权流转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权利转让方式中蕴含着权利保护的经济逻辑,权利转让是联系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纽带,因此,个体权利的保护应该在社会整体的最优目标中来考察。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地权流转的考察发现,中国的土地产权是一种没有防护的权利,权利的内在缺陷是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土地财政膨胀的主要根源。     

博客和个人媒体时代

网络博客的诞生预示着个人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当个体成为“博客”之后,便拥有信息发布和知识生产的自主权利。他得以从一般的受众变成公众,自主地进入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发言,同时也让个人的信息和知识与人共享。博客的时代正在改变个体的现实生存以及改变他的身份认同,最终将改变社会的面貌,重构国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传统关系。     

论隐私权限制的利益平衡原则

法律对隐私权的重视,并不意味着隐私权是无限的,个人隐私在受到隐私权保护的同时,也会被公权力、新闻自由权、知情权等所涉及。不同的权利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同的利益之间会存在冲突。对隐私权的限制,在实践中表现为隐私权与其他相关权利或权力所体现的不同利益的平衡问题。利益平衡原则应当被确认为隐私权限制的基本原则。     

新自由主义法学与中国物权制度的完善

新自由主义法学崇尚自由,同时强调通过限制的手段实现更广泛的自由,并开创性地提出资源平等原则,立足于这些理念,重新审视中国现行的物权制度,发现其中存在生态环境利益保护缺失,以及个人权利受限后补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当借鉴吸收新自由主义法学的合理思想,加大对生态环境利益的保护,完善个人权利受限后的补偿机制,以充分发挥物权制度的功能和价值,更好地保障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有效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