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从欧阳修、苏轼赋作看北宋辞赋的散化新变

散体文风向辞赋渗透,极声貌与专尚理趣融合,骈散结合,亦文亦赋,是北宋辞赋的美学特征。并从辞赋的文学现象,受到北宋政治、文化、哲学和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     

从汉武帝对赋家的任用看其用人之策

汉武帝提倡辞赋的一个原因是出于政治上选拔人才的考虑:奖掖赋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提拔赋家拓边固疆的需要;黜罚赋家——君主专制的需要;倡优蓄之——供奉宫廷的需要。由于武帝对辞赋的喜爱与对赋家的擢拔,文学家纷纷麋集在他周围,赋从此由汉初的藩国走向宫廷,赋家也从王侯的客卿变为御用文人。文士被武帝网罗后,开始了与中央政权的合作,此后文学与中央政权结合得更紧密了。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类思维对汉大赋创作的影响

类思维是中国逻辑思想中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思想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延续到汉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类思维主要通过以类相从的思维方法对汉大赋的内容与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汉大赋在内容上以类相从,繁复铺排,甚至受主观类思维影响而汇不同时空的物象于一类,还使大赋在用字造语上运用大量的联边,大赋因此形成光大巨丽之美.其次,汉大赋在整体结构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依次集中描写某一大类事物;局部结构上亦以类相从,在每一大类事物之中详尽地描述种类繁多的小类事物,以此勾画出大类事物历时变化或共时形态上的完整性,使汉大赋在形成光大巨丽之美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试论汉大赋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司马相如赋为例

从赋之源流来看,古诗之流,源于谐、隐之说等,都是从赋单独作为一种文体而呈现的本色来论述的,虽然受外部时代、思想背景的影响,但赋体铺陈事物、一气呵成之势,讽一劝百之鸣,实为妙用。本文将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以此来矫正汉儒对大赋的艺术形式的批判态度。一是从汉儒对汉大赋中理性精神表达形式的批判角度来论述;二是从时代、思想角度来论述;三是从赋体本身在汉初发展特点角度来述说。     

韩国赋序简论——以《韩国文集丛刊》所载作品为中心

《韩国文集丛刊》所载赋序有150余篇,其中最短者10余字,简明扼要地交代写作缘起,最长者近千字,自成一篇完整的散文。有些赋序本身具有文学性,有些则交代创作动机与背景,有助于我们整体观照韩国辞赋创作以及相关的文化场景,也籍此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体在域外被接受和发展演变的背景。另外,赋序所反映的韩国赋家对辞赋文体的理解亦即辞赋观,对几无专门赋学理论作品的韩国辞赋研究而言,不啻为第一手文献资料。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汉赋的盛衰演变

汉赋,从立朝到文景之世,还是骚体赋的天下。散体赋在武帝登基前刚开始形成,随后便兴盛起来,取代了骚体,成为赋坛主流。此后到昭宣元成之世,散体大赋发展到全盛阶段。至明章两朝,大赋始成强弩之末,和帝以后衰落下去,逐渐被抒情小赋取代。这一兴盛衰变的过程是同汉帝国国力的消长及汉代儒学正宗统治的强弱相伴随的。汉初的赋是直接继承楚辞的。贾谊的《惜誓》、《服鸟赋》、《吊屈原赋》,东方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论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源于先秦,系统形成于唐初。在古人观念里,南派阴柔优美;北派阳刚壮美,是两六风格类型。南北宗内涵较为宽泛复杂。古人多用“水土”来解释南北文学差异成因,但根本原因是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差异。南北文学各有特点,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合力。但历来存在重北轻南倾向,因北方在政治势力、文化传统上占统治地位,故古人也以北方审美传统为正宗正统;另外也反映古人尊阳卑阴的文化心理。南柔北刚之说,有合理处,但容易产生简单化绝对化之弊。对南北文学差异要用历史发展眼光去考察。     

论南北文化区系的生存

本文运用“二重证明法”对先秦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生成进行了论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奠定了南北文化区系的生成基础，新石器时期南北文化已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北两大文化体系虽曾互为文化中心，有分有合，但这种分合是在整个华夏文化内部的撞击互渗。它不是两种异质文化系统，而是不断融汇交流、相辅相成的异域同质的文化。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差异是相对的，交流则是必然的。通过这种交流，使传统文化恒动不已，生生不息，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论辞赋在唐代的骈散之变

齐梁初唐,辞赋骈俪化发展臻于极致,字骈句比、多用隔对、五七言入赋、限韵律赋出现,体式发展走到穷途,难以为继.为追求灵动之美,一些优秀的作家间用虚字调节语气,或径用散句,骈赋出现散体萌芽.唐代建国后,文学上反对六朝华靡,与辞赋奇散的需求表里相应,武后朝开始,辞赋散体手法渐见增加.盛唐文学大气蓬勃,李杜辞赋情思壮大、辞采飞扬,往往突破骈俪的拘滞精巧.古文运动先驱刻意复古,追求古奥生涩,骈俪文风被彻底打破.韩柳熔铸古今,文从字顺,骈散兼施,"新文赋"诞生,终于建立起有别于六朝的唐赋新貌.唐赋散体化发展,是对魏晋以来辞赋骈俪化发展的反动,为辞赋体式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延长了辞赋文体的生命力.     

论黄庭坚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赋坛,黄庭坚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位重要作家。黄庭坚充分认识到个人修养与辞赋创作的关系,也认识到超越辞赋的创作传统必须建立在继承、融会传统的基础上。他的散体赋或表现道德情怀,或探索艺术人生,见解深刻,情韵悠远,语言精警。他的骚体赋继承并发展了骚体传统,充分展示了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艺术上,他的赋重在传神写意,使辞赋中的铺张描写赋予诗意般的韵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辞赋描写心灵感受的功能。他的赋重兴寄、重含蓄,融会传统,自由挥洒而又不逾规矩。     

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金代辞赋概览

金朝皇室重视辞赋,海陵王、世宗、章宗都是喜欢辞赋的君主。金代科举考试始终以辞赋为重要科目,许多杰出人才经由辞赋科发现。现存金赋(除术数赋以外)共10家30篇。其内容,首先是辅弼政教,忧国忧民。其次是讽刺世事,敦淳风教。再次是抒发情志,祝颂酬酢。金赋的思想,多以儒学为归趋,也有道家、佛家不等。金赋各体兼备,有隐语赋、骚体赋、古赋、律赋、文赋,有咏物赋、抒情小赋、散体大赋等。不少作品模拟痕迹显著,但也有一些戛戛独造之作。金赋风格以雄健豪壮、骨力道上为主,自然平淡、恬静冲和居次。其语言则有明显的散文化特色。金赋成就远不及唐宋赋,也不及金诗。成就最高的作家当推元好问,其次是赵秉文、王寂、李俊民、王若虚、杨宏道诸家。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