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丧葬仪礼及其灵魂崇拜观念探微

作为一种民俗事象,丧葬仪礼深受朝鲜古代各个时期人们意识观念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刻意追求置放亡者头颅的方向、附葬品的安排、墓椁的构筑和祭祀的周密布置等,极尽虔诚之意。在这些追求背后所蕴藏的亡魂不灭观念和灵魂崇拜意识,则形成了朝鲜古代人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灵魂观和文化心理。     

仁君·才士·烈女——朝鲜朝杂录《慵斋丛话》中的中国人形象

朝鲜朝前期文人成伣的杂录《慵斋丛话》具体生动地塑造了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成祖朱棣有情有义的仁君形象、访朝明朝使臣才华横溢的才士形象以及中国女性完美而贞烈的形象。这些中国形象既继承了朝鲜初期塑造的正面中国形象,也有所创新,表明作者成伣及其所属勋旧派文人集团关于明初对朝政策、两国文化外交活动等的记忆和体验,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增强了对中国政治、文化认同,加深了对中国人的感情。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儒家女性观之演变及反思

儒家女性观最早强调的是男女有差别而非有贵贱,其后妇德之“顺”的理念演变得日渐严苛,直至达到“夫权至上”和“贞烈”的极端。20世纪两次狂热冲击也并未真正落实“男女平等”。现代中国应反思儒家女性观,去芜存菁,从社会及女性自身两方面努力,以达致两性的和谐。     

唐代传奇《李娃传》的转用: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

汉文写的朝鲜小说《王庆龙传》就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小说。《王庆龙传》的故事情节虽然和唐代传奇《李娃传》相似,但是女主人公妓女玉丹形象上发生了差异。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翻版的过程中受到了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但是,与《李娃传》和《玉堂春落难逢夫》相比,更加注重了《王庆龙传》中女主人公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其原因是贯通朝鲜社会的儒教意识形态,因为朝鲜社会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为一个男人坚守贞节的女性。除了《王庆龙传》以外,朝鲜后期的韩文小说《月下仙传》也是《李娃传》的翻版作品。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也坚守贞节,被封为了贞烈夫人,也表现了朝鲜翻版小说的转用现象。     

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探源

18世纪朝鲜北学思想堪称朝鲜走向近代社会的前奏.它主要是在部分朝鲜入华燕行使臣深切感受到清初中国政治稳定、人民生活繁盛、文化事业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更准确地说是在使臣为解决其传统华夷观与现实所产生的矛盾中,在其"攘清夷"观逐渐被打破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它率先提出打破"华夷之辨"的口号,但根本上还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认同的一种回归.     

朝鲜族女子起名习俗的文化意蕴

朝鲜族女性的起名习俗深刻地印记着朝鲜族的文化观念 ,反映了植根于儒家思想土壤中的传统的女性观。这种女性观给现实生活中的朝鲜族女性以很大的礼教束缚 ,但在当时树立起那个时代的女性的人格理想。经过漫长岁月 ,她们伴随着苦歌和泪水 ,造就了朝鲜族的许多美风良俗 ,塑造出朝鲜族女性柔顺、娴静、温馨的整体形象     

浅探明末清初福宁地区的列女群体——基于《福宁府志》的史学分析

自宋以来，理学贞节观念被当权者奉为规范妇女行为的伦理准则，明清时期更是将其推至顶峰。《福宁府志》中记载了643位贤媛、贞烈、节孝三种类型的列女，其中节孝占绝大多数，且清初多于明末，这正是清提倡节孝的体现。福宁府各县列女分布不均，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较多。从节妇守孀年龄及年限来看，福宁列女的社会生活境遇惨悲。而通过对福宁列女群体节烈原因的阐释，更能彰显传统贞节观对妇女的支配规范作用。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几种历史形态

“自由”是一个具有多种层次结构的复杂概念.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自由观,即无产阶级的自由观和资产阶级的自由观.资产阶级自由观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正如资产阶级本身一样,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几种历史形态,即:革命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观、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观、非常时期的资产阶级自由观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     

《建州闻见录》中的女真人形象

《建州闻见录》所勾勒的女真人形象,是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与《建州闻见录》作者兵败被俘囚禁建州的真实印象两相叠加的产物,具有既主观又客观、既理想又真实的双重特征。它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朝鲜人而不是女真人。作者在此作品中所流露的除了有意无意的蔑视和贬损以外,全部都是对朝鲜朝未来的担心和忧虑。而作者上呈国王的“备御六条”,则与“实学”大家李日卒光的“庙胜”之计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试论中韩语言接触及中韩音韵关系

汉字及其音和义在三千年前就传到了韩半岛,特别是朝鲜王朝时期,世宗大王及学者深入研究汉语音韵,从而创造出自己的语言文字——训民正音。中韩语言的比较研究及中韩音韵关系的研究对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是有价值的。     

中国旌表制度溯源

旌表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社会风教的重大动力之一,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旌"、"表"二字字义的发展为"旌表"一词的构成奠定了基础,而且于先秦时期的史籍中即能觅得此词的最早影踪;先秦时期一些表彰的内容和方式,堪称后世旌表制度的典范;先秦是旌表制度的萌芽时期,此时的旌表带有原始性和弱势的一面,又具有开创性和典型性的特征。     

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作为固定的使职差遣,唐翰林学士确定于唐玄宗朝。它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玄宗朝翰林学士的中枢政局定位尚欠明确,运行体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发挥,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学士的入选与开天之际重用文学之士有密切关系。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翰林学士成为盛唐文士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众多优秀文学家因此云集京城,令开天时期京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风格,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翰林学士在客观上促成开天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翰林学士是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

"以工代赈"是清代重要的赈济措施,始于康熙朝,发展于雍正朝,繁荣及完善于乾隆朝。乾隆朝工赈制度规定,官府承担修筑民堤民埝费的一半,佣工者可参加工赈,提高工赈人员的佣金,工赈工程须有一定的规格、范围及规模。主要采取兴修及疏浚水利、修筑城墙及水陆通道、衙署、监狱、仓库、庙宇、学堂及军事工程等措施。工赈的实施增强了灾民自力更生的能力及自救意识,发挥了救灾及增强社会基础设施的双重功效,减少了社会动荡的因素。     

论邓中夏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以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思想的形成为线索，回顾了邓中夏在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和理论探索，深入挖掘了邓中夏的这一闪光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郑之云《天命图说》略论

郑之云《天命图说》以图像的方式综括理学思想的核心观念,并对图像作出明确的解说。此书系郑之云与李退溪反复商订、多次修改而成,其中包含理学的理气本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等主要论题,体现出综合创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