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浙东史学

章学诚承浙东史学之绪,系统提出“六经皆史”说。他强调道不离器,理不离事;反对空言,崇尚实用;并针对乾嘉考据学自矜博雅而不能汇通大义的弊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成就了开通风气的学问。“六经皆史”说剥去了六经的神圣外衣,还原为史,并以史学代替经学,这在清代经学鼎盛时期是不随流俗之见。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王阳明主体哲学论要

从哲学方法上来看,汉代强大的集权制政体虽然实现了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同时却造成了思想上的贫乏,充满睿智的先秦学术的创造性被扼杀了,“经学”取代了百家争鸣的诸子学术,注经的时代取代了理论创造的时代。这种对经典进行诠释,并且遵循着“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规矩的学术方法,就成为汉代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传统上一般认为有“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宋学”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用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以章句、训诂为主干的“汉学”方法。只有陆九渊曾提出过“六经皆我注脚”的宏论,而真正贯彻了陆九渊这一精神的则是王阳明。顾宪成在《小心斋札记》卷三中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同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快哉!”正是对于“训访词章”之研究方法的突破,使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宣告了理学方法的终结。     

韩愈“疑经”问题试探

关于韩愈“疑经”问题,有关史料很少,经学史上也似乎早有定论:韩愈否定《诗序》,改字解经,开创了宋人“疑经”风气。如果我们就现存很少的一点史料重新加以考察,则此问题似还有作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的看法是:韩愈并没有否定《诗序》,“改字解经”也仅仅是对当时盛行的古文经学的反动,     

陈亮事功之学的基本特点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陈亮的事功之学,以“知学孔子”、明“六经之大旨”为治学的脉络,并由此形成了它的基本特点。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力排汉学宋学,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儒家经典,历史上有所谓“汉学”和“宋学”这两种脱离实际的学派。汉学热衷于文字考据,繁琐而不着边际,陈亮向来不赞成。他在《经书发题》、《传注》、《类次文中     

训读:日本汉学翻译古典汉籍独特的方法

日本的汉学研究大约始于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公元五世纪左右 ,至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其间始终没有中断过 ,成为日中文化交流历史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 ,在上千年的汉学研究历史中 ,日本汉学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解读中国古代作品的方法 ,人们称之为“训读”或“和训”1。说训读方法是每个汉学家从事汉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和必要手段并非夸张之辞。它伴随日本汉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至今依然是日本汉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翻译手段。在国际汉学研究中 ,日本汉学研究历史之悠久 ,汉学家人数之最多 ,翻译作品及…     

清代浙江的学术与学风

浙江历经数千年来的开辟教化,至清代其文化已奠定了极其深厚的基础。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说:“浙江与江南——江苏、安徽同为近代文化中心点”。“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木,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那么,清代浙江学者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呢?其学风有什么特点呢?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章学诚“学以求心得”观念的内涵及学术史价值

“学以求心得”是章学诚构建学术价值观的理论观念，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学者选择治学之路的价值标准，以“性情论”为主；其二是学者治学方法的价值判断，肯定学者会心独得的学术价值。章学诚吸收宋儒，尤其是朱子、陆、王的诸多观点，因此“学以求心得”是宋学与清代汉学经章氏调和后的理论融合的产物。它在价值观层面对清代汉学提出了挑战，亦丰富了清代儒学的学术价值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学以求心得”学术观念的提出，体现出章氏“不趋于时风”的学术追求与“不耽于毁誉”的学术勇气。     

毛奇龄《推易始末》与清代汉学之复兴——清学史源流的一个新认识

近人多以惠栋为清儒中首倡"汉学"概念者,但早在惠氏之先,毛奇龄已有论述.且毛奇龄通过对《易经》的研究,申说"推易"思想,对汉学予以重新发明,这对后儒复兴汉学作用甚大,堪称清代"汉学"的启蒙性人物.     

汉石的冲击:清代金石例研究的屈折与展开

金石例研究在清代形成高潮,短短几十年间相继产生了近十部著作。清人不满《金石三例》以唐宋碑志为例的做法,他们标举汉代石刻碑志,试图从中归纳碑版文原初的义例,却不断从汉石中发现变例,诸如书孙、生人作诔、称公、私谥、书卒葬等现象,都与唐宋以来的金石例不合。对此,王芑孙试图回归韩愈、欧阳修之例,而刘宝楠等人则从维护汉石的立场出发,以文史考证和道德人伦论证汉石的合法性。汉石的冲击使清代金石例研究在学术上获得了消解文道合一观念的理论新质,是乾嘉汉学思潮的一部分。     

明代书目中的五经新排序成因初探

明代书目对五经的排列,普遍呈现《易》《书》《诗》《春秋》《礼》的新顺序。这与《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书目中《易》《书》《诗》《礼》《春秋》的排序有所不同。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宋明以来书目分类体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也有疑经思潮、《礼》学衰微等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礼》学在宋明清三代学术演进中的沉浮,同时反映了汉学经学体系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与清代考据学关系考述

作为一部重要的<左传>注疏之作,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深受中国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该著不但在书籍征引方面大量汲纳顾炎武等人的<左传>注疏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成果,而且在注疏内容和方法上广泛接受清代考据学家的观点,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濡染他们重训诂、崇实学、尚校勘等学术风气.竹添氏<左氏会笺>所受清人之影响,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汉学界在清代学风影响下考证之风的盛行,对认识清代学术与日本汉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多有裨益.     

唐代经学与文章之学

唐代经学衰微,经学对文章之学的影响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本文认为,唐代经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唐代每一次文章变革思潮都是经学思想高涨的产物.<五经正义>等经学著作中有许多研究文体、探讨文势的内容,是唐代文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清代经史关系的嬗变与转向

清代经史关系的变化错综复杂,经史纠葛既受学术自身演化的影响,又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其主流表现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清初学者尊经重史,史学思想受社会变革及汉、宋兼采之学的共同影响,立足当世,批判现实,博求实证,经史之学的共同指向是经世致用。乾嘉时期,汉、宋分化,汉学特起,学风转化。汉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名物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及至晚清,社会危机催生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史学性"使变易历史观得以畅行。同时,因学术因缘与社会巨变的影响,使得经学由学术中心而边缘化并最后消亡,史学则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完成了经史互动的最后转换。     

两汉经学与今文章句

汉代章句之学,关乎古今学术升降轨辙,至为重要。虽在涉及汉代学术的论著中多必提及,但至今未见有予详论者。故特甄集材料,条叙流别,总括原委,以为研究两汉经学史之一助。 1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袁稿》中尝谓:“汉儒经术约有二派:一微言大义之学,一章句之学……盖是时二派已分道扬镳矣。”按康氏试图分汉代经术为微言大义之学及章句之学两派,似不审。汉代经学基本可分为今、古文两派,两派治学方法各有特点。故欲究汉代经学流派,不能不以今、古之分为基点,进而辨明两派各自的治学宗旨。此乃研究汉代经学流派的不二法门。康氏之言恰有昧于此。昔     

杜甫“有神”论的审美内涵

杜甫的“有神”说不仅是对六朝以来文艺领域审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唐代以追求“有神”为中心的美学思潮的组成部分.概而言之,其美学内涵主要是指自然之美、风骨之美和兴会、灵感神妙之美.这是中国传统美学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中国传统美学由此派生出了以“神”为精髓的理论体系.     

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183;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王国维建立词学理论体系的尝试及其意义

<正> 中国近代维新思潮兴起之后,大大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王国维的青代时代在维新思潮的鼓舞下自觉地吸收了近代西方的文化科学和哲学思想,对当时学术界的新变化特别地敏感。他于1905年分析学术界形势说:“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学新语于文学上,尚末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选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①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西方自然科学——包括达尔文进化论的介绍,西方哲学正以迅猛     

今古文融通:郑玄的经籍笺注及其史学价值

郑玄是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学"小一统"对促进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通具有重要的作用。郑玄的经籍笺注以古文经说为主要立场,又兼采今文经说,体现出他博采众家、融合今古的经学特点。郑玄的经籍笺注不但对经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这种经籍笺注内蕴的史学价值也明显呈现出今古文融通的学术特点:一方面,郑玄基于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注重名物训诂和史实考辨,其经籍笺注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他的经籍笺注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他对天命王权的宣扬、古史系统的构建,以及礼治思想的阐发,都力求融合今古文经说以解释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