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欣赏含蓄美的心理流程

一种古老而权威的美学理论——标举和提倡含蓄美:仅以文学领域为例,刘勰称含蓄能使“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皎然称之为“诗道之极”;张表臣说:“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苏东坡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说:“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魏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待”字的训释与《逍遥游》的主旨——兼考《庄子》一书“待”字的用法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通“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文中“待”字究竟作何解释妥当?众多注家释为“凭借”、“依靠”之义。关于这一解释,不仅牵涉句中词义问题,而且牵涉全篇主旨问题。 “待”宇有“凭借”、“依靠”之义吗?查考《庄子》一书,“待”字用作此义的有几处: (1)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     

谈王船山德法结合的思想

<正>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王船山,政治伦理思想丰富而又精深,其中关于治理国家必须德法结合的思想,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仍不失其重要价值。 1 王船山反复强调德法并重。他说:“且夫国家之政,虽填委充积,其实数大端而已:铨选者,治乱之司也;兵戎者,存亡之纽也;钱谷者,国计之本也;贼役者,生民之命也;礼制者,人神之纪也;刑名者,威福之权也。大者举其要,小者综其详,而莫不系于宗社生民纲纪风俗之大。其纤微曲折,皆淳浇仁暴之机也。”这就是说“礼制”和“刑名”同“兵戎”、“铨选”、“钱谷”、“赋     

“编新不如述旧”——谈古代文学教学

初识文题 ,以为对抗 ,其实不然。“编新”者 ,发展创新也 ;“述旧”者 ,继承传统教育教学方法之精华者也。“编新”固然很好 ,但也并非尽善尽美。“编新”者立意良苦 ,用心良好 ,所作所为也大体是好的 ;然则过于偏激、不顾客观、贸然行事者有之 ;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者有之 ;以一孔之见 ,强加与人者有之 ;把个别当普通 ,一意推行者有之。“述旧”说来不很顺耳 ,做来却不一定不好。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古文运动” ,言在“述旧” ,其实“编新” ,以复古为旗号 ,全收创新之历史功绩。此文 ,正欲秉承此义。二千多年以前 ,孔子办学伊始 ,一直为…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关于董仲舒“性三品說”的几个問題——与呂振羽、沈灌羣、侯外廬諸先生商榷

一西汉著名儒者和教育家董仲舒,从他的神学世界观进到天人合一论,繼承孟、荀性说并加以补充修正,提出“性三品说”: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朴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节。”(《天人三策》) “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民之号,取之瞑(眠)也。使性而巳     

杜荀鹤行实考略

晚唐诗人杜荀鹤,生处晚唐五代之际,遭世战乱,坎坷半生,诗名甚彰而悭于一第.仕途驰驱,精疲神劳。所作篇章,时有流传,誉之者目为“可以润国风、广王泽”,“信诗之雄杰者”;毁之者辄低为“太公家教耳”。大抵晚唐五代时处季世,有唐三百年诗坛名家辈出,珠玉在前,辉映百代,晚生后学,莫可比肩,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亦时势有以致之也。然知人论世,古有明训;钩沉索隐,事所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显现”概念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他们都将“现象”的原初意义理解为“自身显现”,这既体现了三者在“回到事实本身”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也彰显了现象学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性。但他们对显现内容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理论的自足性。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之显现,将“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开创了现象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者自身之显现”,将“现象”从意识领域拓展至整个存在者领域,实现了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而阿伦特则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揭示了现象学所隐含的公共维度,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     

论古代文言小说的笔记性

<正> 笔记的最早的含义是散文,又称“笔”。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才略》又说:“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可见笔或笔记最早都是指与韵文相对的散文而言。后来便有了狭义的含义,即专指那种内容驳杂、篇幅简短、信笔为之而又常带隽永之趣的文章。结集成书而径以“笔记”命名的也有,如宋代的宋祁把他写的笔记文的结集命名为《笔     

《左传》标点质疑一例

(一)《定公四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杜预注:“奔食,食者走不陈,故不在战数。”(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传集解》,一九七七年版第1629页) 此条错误有三:(1)“奔食”连读(系从杜注),殊误。当作:“奔,食而从之。”“奔”者楚师,“食而从之”者吴人,皆蒙上文而省主语。传谓楚人将为食,吴人追而及之;楚人不暇食而溃逃,吴人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王夫之论“几”

<正> “几”概念在先秦典籍中早就有了。《易经》“小畜”、“归妹”、“中孚”诸卦中“月几望”之“几”均作“近”解。《易经》“屯卦”六三爻:“君子几不如往”,李镜池释“几”借为“机”,机智的意思。这些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尚书·顾命》:“疾大惭,惟几”,《左传》宣公十二年:“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几”均作“危”解。《礼记·玉藻》:“御瞽几声之上下”,“几”是“察”的意思。这些也还不属于哲学范畴。《易传·系辞》:“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华夏“和”文化与民族美学

<正>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以家族、家庭为本位,最终形成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特色,形成了包含一系列做人说教在内的“人教”文化,“礼教”便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华夏“和”文化即是由“礼教”派生的一种子文化、这种“和”文化表现为一个多维的行为文化系统。 首先,古人为了给人间之和找到一个本体论依据,便把“和”设想为宇宙天地的根本法则,这便构成了“天地之和”。《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春秋繁茂·循天之道》曰:“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干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其次,作为“天地之和”必然反映的“人间之和”体现为“天人之和”与“人人之和”两大形态。“天人之和”是人们在处理与天的关系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图式中,天与人是     

重台

陶宗仪《辍耕录》卷十有《重台》一词,谓凡婢之役于婢者,俗谓之“重台”;引《左传》昭公五年“日有十时,人有十位,而日臺为台”,及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辈,故舆臣台”二说为证;因以“台”乃十等之至卑下者。颜案:台为极卑极贱之义,容或取诸左氏;然“重台”之名,则昉于宋人或古已如此。宋高宗作《翰墨志》:“评书者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     

实践“三个代表”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 (以下简称“官本位”)是将有官职者视为主体的腐恶意识 ,是封建集权制和官僚体制在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它是一种保守、封闭、落后的观念 ,是与民本位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官念”的支配下 ,自认高明者有之 ,劳民破财者有之 ,不与群众共患难者有之 ,漠视群众利益者有之 ,不愿接受监督者有之 ,完全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 ;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 ,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官本位”是与政治文明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针锋相对的陈腐形态 ,因此实践“三个代表”必须彻底破除“官本位”。一、“…     

论庄子“心斋”观念的应物旨归

从《人间世》的文本语境来看,“心斋”并非单纯的内在化、精神性的虚静境界,而是以应物为其旨归。“心斋”的这种应物旨归有“待之”“听之”“达之”三个层次：首先,“虚而待物”说明面对独立而超越之他者,主体应当通过“虚而待之”的方式敞开一片浑沌之境,以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往奠定根源性场域;其次,“听之以气”是“虚而待物”的行动表征,这种倾听姿态意在肯认并尊重对方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跨越“言—行”“彼—我”“言—意”之间的各种间距,化解这些间距可能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以建构一种均衡而开放的交流“气场”;再次,经由“虚而待之”与“听之以气”,庄子期待的是“达之,入于无疵”的应物效应,这种通达效应以与“人心—人气”的相互通达为依归。总之,“心斋”是一种由“虚”而生、以“达”为归的交往德性与应物之道。     

《易经》对《老子》的影响

孔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问他:往日夫子教导弟子,“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占”,何以老来好《易》?对此孔子详作回答,其要点是:“前祥而致者,弗祥而好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缺点以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求其德而已矣,吾与史筮同途而殊归”;“《易》有君道焉”(见帛书《易·要》).这符合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也说明年老前之孔子并不好《易》.者子也是一位“不语怪力乱神”者,但其史官身份,要求他必须了解并研究《易》.因为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是相兼相通”(李学勤语),甚至“周易这个典籍的编纂出于史官”(朱伯崑语).所以.孔子所说的那几条理由,皆适用于老子.事实上,老子当比孔子更早更多地接触与研究《易》,受其影响更大,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比问题加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