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长城地带划分

我国北方长城地带,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混合交错带.由于长城地带涵盖范围漫长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变,对其进行合理划分就显得十分必要.关于长城地带的划分,当前还没有一个科学系统的方法和结论.通过历史地理学理论及研究方法,以明代长城地带的自然地理特征为依据,加之以边疆政治军事内容为主的历史过程的展现和核实,以此来对长城地带进行全面合理的划分.     

西汉河东郡地域风习探究

汉时河东郡毗邻京师,为京畿司隶校尉,政治地位弥足重要,农业经济居于全国前列,然史书评价这一时段的河东地域风习或民风时,皆以"纤俭习事"、"有深思之虑"或"有先王遗教"进行概括,这大都是根据自然环境的影响来进行的简单评估和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此时河东更多表现的是尚武尚法的民风趋向,并由此显示出儒教不兴的文化状况,这些主要与战国以来在此地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有关.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     

影像史学视域中的抗战及其史学思考——以长城抗战为例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之间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局部对抗,也是十四年抗战中的一座丰碑,具有独特的言说价值。影像史学是重现历史场景、表达历史见解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典型战役为背景,采取"以人说史"的方法呈现长城抗战的历史图景,是较为新颖的方式。影像在制作过程中,既凸显了处理各类史料中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也能发现影像史学在实践层面所遭遇的一些困难。     

西汉以孝治国悖论浅析

西汉推行以孝治国理论,这种理论常常陷于维持宗室秩序与骨肉相残的悖论。西汉统治者通过"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众诸侯"推恩的软着陆方式,破坏地方王国与中央对立的现实条件来解决王国问题,以孝治国悖论却成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开发

西汉政府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了解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拉开了中西交通的帷幕,通过在西域屯田并设立西域都护府,保证了中西使者的往来和商人贸易活动的进行,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及把新疆地区纳入我国版图奠定了基础,但客观上对西域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西汉辽西郡的防务与交通

辽西郡承担"北边"重要防卫区段。其守备条件和军事地位的特殊性,与同时联系沿海地方的交通形势有关。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西汉辽西交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地方实现"北边道"和"并海道"的交接,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位置上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海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     

分工与协作,加快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川滇黔交界地带为例

分工与协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伴生物,是生产发展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省区交界地带经济不发达、不协调及不可持续性的矛盾进一步尖锐。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深化分工协作,以有效机制促进跨省区域协调发展。     

强弱型省际交界地带城市化模式研究——以苏北徐州、皖北宿州为例

从强弱型省际交界地带局部区域入手,在分析双方城市化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边界双方互惠共赢的城市化新模式——互惠型城市化。该模式具有生命力的前提条件是:边界双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理位置无缝对接,历史渊源深厚,战略措施融溶。通过打破边界阻碍效应,降低边界交易成本,搭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平台等措施的实施,可促进边界双方城市化的发展。     

我国东部地带的区域经济差距及其和谐发展研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总体上发达的我国东部地带内部也还存在着大面积的欠发达区域,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突出的区域问题。以东部欠发达区域——淮海经济区为典型案例,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将淮海经济区的主要指标与长三角、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区域的相关对应指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对比,找出经济差距,并得出其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结论;从多个视角客观剖析了东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差距产生的共性原因和发展的严重滞后性形成的共同机理,主要有区位条件、经济基础、思维观念以及行政区划、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对加快东部欠发达地区崛起,促进我国东部地带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提出了诸多针对性建议。     

省际边界地带区域合作的人文约束因素分析——以湘黔两省共建铜仁·凤凰机场为例

基于省际边界地缘属性促成区域合作人文基础的理论依据,从文化约束和社会资本匮乏两个方面分析省际边界地带区域合作人文约束的具体内容.以湘黔两省更名共建铜仁·凤凰机场为例,分析人文因素如何影响省际边界地带区域合作.人文因素能够影响区域合作,通过改变观念消除人文约束,化人文阻力为人文动力,并提升既有人文动力的作用,达成区域合作协议,解决省际边界区域公共问题.从加强省际边界基础设施、社会资本和区域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破解省际边界地带区域合作人文约束的障碍.     

贝加尔三角——又一个神秘地带

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有一块凶地,就是当地的老居民也不轻易去那儿。因此,俄罗斯《总结》周刊的记者参加了揭开＂贝加尔三角＂的科考活动。     

吕思勉、钱穆治史观念与风格异同之比较——以“西汉政制”及相关问题为例

比较吕思勉、钱穆这两位史学大家有关西汉政制的评述,可见两人治史观念与风格上的差异:钱氏以提取历史精神为首务,吕氏以叙述史事实态为宗旨;钱氏坚守以本土经验解释本土材料,吕氏尝试以域外新学分析本土的旧典。钱氏是上层之士,具有强烈的领导社会的使命感;吕氏是下层之士,怀抱热切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心。两人治史所取的立场不同,解释的方法、理论也不同。于是,汉代政制便在他俩的史著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象。     

西汉儒家政治、文化视域下的周公与孔子——以《汉书》为论述中心

周公是中国古代史、经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历来学者对他摄政或称王,说法纷纭。西汉儒去古未远,对周公的评论为后代研究周公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汉儒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对周公一生的事迹提出一些说法,主要有周公摄政或"践天子位"说,周公与成王的关系,周公诛管、蔡,周公是道统代表,是孝子等,由此可见周公在汉儒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在汉代,孔子也被尊奉为圣人。汉儒还称赞孔子是孝子,是继周公之后的道统继承者。他们认为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尤其是孔子撰写《春秋》,为汉制法。汉儒把孔子之言奉为言行的圭臬、指导原则。通过比较,可见周公、孔子都是汉儒心目中的圣人、孝子,汉儒更多引用孔子之言,孔子对汉儒各方面的影响要比周公广泛,但在政治思想领域,汉儒更偏重于尊崇周公。这与汉儒通经致用的思想不无关系,周公成为汉儒心目中的道统、圣王合一的代表。从西汉儒家对周公的论评,可从另一角度窥见西汉儒学的发展及学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北京散客旅游市场需求的实证研究——以“长城一十三陵一日游”为重点

通过国内来京旅游散客、国际来京旅游散客、北京当地居民三方面市场群体共1000多份样本，首次对北京散客市场的一日游需求进行实证研究，了解到散客群体对于“长城一十三陵”一日游的基本需求、获取一日游信息的渠道及其对信息的信任度、对一日游“黑车”的印象，前往长城旅游的方式和满意度，以及前往北京本地及周边其他著名旅游景区旅游的兴趣。有关结果对于根治长期困扰北京旅游形象的“长城—十三陵一日游”“黑车”问题，构建有效的散客旅游服务体系具有参考价值。     

论西汉推恩制度的思想渊源—— 兼论西汉统治阶级内部达到和谐的代价

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的推恩制度,其理论直接来源儒学,间接出自道家。在施行推恩制度构建专制皇权的过程中借用还是吸收儒学,在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上是偏持还是兼顾,使得汉武帝与主父偃在关于专制皇权构建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也使推恩制度在实践中产生困惑。从主父偃到汉武帝,推恩制度理论在实践中不是一层不变的,其所遭遇的困惑及最终解决是以主父偃的悲剧人生结局为标志和代价的。     

西汉初期的尚贤与史鉴思想——以《新语》、《新书》为中心的探讨

尚贤思想是汉初策论的重要内容.陆贾<新语>和贾谊<新书>通过总结前代特别是秦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了尚贤思想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保障尚贤政策可行性的建议.汉初尚贤思想是历史借鉴和现实政治需要相结合的体现,对汉代政治影响深远.     

外长城沿线山西边关古村镇民族民俗融合论析——以大同得胜堡、落阵营和新平堡为例

民族民俗融合是指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通过相互碰撞、交流,在内容和形式上逐渐消除差异趋于一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了独特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外长城沿线山西境内边关古村镇成为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或发生征战的过渡地区。从这个角度来看,山西边关古村镇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多元民族民俗融合的历史。本文以大同市新荣区得胜堡、杜庄乡落阵营村和天镇县新平堡镇为调查个案,通过展示区域内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在传播、接触和演变过程中的融合状态,凸显农耕与游牧交汇区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核心文化价值,以为边关古村镇的整体保护与开发提供有益参考。     

西汉郡国庙之兴废——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之一例

西汉郡国庙数量庞大、祭祀隆重,是重要的礼制,它的兴废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高帝、惠帝时期郡国庙的建立,是通过制度神圣化出身寒微的统治家族之计划的一环,是伸张刘氏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文、景、武帝时期郡国庙制已明显不合时宜,成为诸侯王觊觎王权的正当性来源,对朝廷已由利转弊,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元帝时期,经学家透过经学义理建构堂皇正大的论述,取得了罢郡国庙的彻底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顺应了皇权对郡国庙有害统治秩序之维护的认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以及西汉经学与现实政权的具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