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美国政府在镀金时代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削弱了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陆续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     

美国镀金时代的报业竞争

镀金时代是美国现代报业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普利策与赫斯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规范报业经营、阐释新闻理念、促进传媒与社会融合等方面发挥出截然不同的作用.两人的新闻实践不但对当时的新闻同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此后百余年美国新闻业的走向树立了坐标,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提升司法公信的新路径——基于群体心理和律师作用的思考

公众信任司法的群体心理状态即司法公信。基于数量—传染—暗示的群体心理形成和强化机制,互联网时代与司法腐败的碰撞,共同制造出了今日司法公信缺失的困境。作为群体心理状态,今日司法公信之状况全然不受个人信任状况之影响,也不随司法状况好转而改善。寄舆论引导易撕裂社会,一步瓦解群体难于登天。但逐步帮助参与司法者脱离群体,使他们在独立意识下克服感性拥抱理性,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此消彼长,司法公信便得以逆向提升。律师以其专业权威以及与当事人自己人的亲密关系,在逆向提升司法公信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美国两次镀金时代及其后的治理转型

美国第一次镀金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南北战争后经济快速扩张,一路高歌猛进。第二次镀金时代是指从里根执政到2007年金融大危机之前的二十多年,经济再一次放量增长,持续繁荣。然而,经济上的增长并非零代价,它伴随着对弱势劳动群体利益的牺牲、对社会长远利益的忽视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美国两次镀金时代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政府对应的调控措施希望能为发展中的中国提供些许借鉴。     

从镀金时代到进步时代:美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和构建

美国的进步时代是美国发展到19世纪末整个社会面临着重大挑战的转型期。在此期间,美国针对镀金时代的改良运动为美国突破发展的瓶颈和建立现代的国家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美国镀金时代产生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社会问题。改良运动时期美国实行了相关改革措施,对美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和构建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我国律师性质的流变与重塑——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

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律师性质从非法走向合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恢复律师制度建设以来,我国对律师一直沿用着本位主义的定性模式,经历了国家本位主义社会本位主义当事人本位主义三个阶段。现行的当事人本位主义由于依然没有破除律师的依附性,而面临着三重困境:法治信仰的失落、职业形象的恶化和职业理想的破灭。我国律师行业应属自由职业,因为律师与自由职业者的特征相契合,自由与法律职业精神相契合,宪法上的辩护权和平等权也要求律师为自由职业者。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意义来源于其对本位主义依附性弊病的克服,其有助于律师制度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实现,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尊严价值。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构建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的桥梁。     

“9·11”之后的美国族裔群体与外交政策

“9·1 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同时 ,美国社会族裔关系也因“9·1 1”事件而出现了调整 ,阿拉伯裔与白人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所有这些变化使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与冷战后克林顿执政时期相比 ,族裔群体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受到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这一最高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 ,族裔群体的“双重文化”认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受到特别的考验 ,总体上有向冷战时期回归的趋势     

司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从律师到人民陪审员

公民参与在中国不仅获得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正当化,而且进入了具体的公共生活实践。公民不仅在立法过程和行政过程中存在参与式民主的需求,而且在司法过程也存在参与式民主的需求。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过程向公民有限开放的特殊制度,显示了司法民主化的倾向。普通大众担任人民陪审员,将会产生法律专业知识缺乏、司法经验不足、培训成本较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够、参与效果不佳等问题。如果让更多的律师充当专家陪审员,基本可以解决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战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1945～1949)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并具有律师人才多来自本省、多由本地学校培养以及年龄偏大等特征。经过积极筹措,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武汉的律师在战后仍然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律师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存在,然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     

美国司法系统独立性与政治性的悖论

在美国的分权结构中,司法系统是当今美国社会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它是以一种辅助性的预防措施工具面貌出现的.根据美国宪法,司法系统应保持独立性和政治中立性.事实上,分权制衡体制中的司法系统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在与其他权力系统的冲突和碰撞中体现出相当的政治性.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倾向于运用哲学方法作出判决,是和当时美国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哲学有密切联系的.只要美国现行体制存在,关于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政治性的探讨就不会终结.     

“中国梦”视域下青年群体的时代担当与价值观建构

青年学生在中华民族面对历史呼唤和应对时代挑战时,理应承担起时代的重任,尤其要在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追寻和实践中国梦,成为正义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最有力推动者。当前,新的文化和思想符号不断影响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判断,具体表现为奋斗精神的退化与享乐主义的上位,个人主义的凸显和集体主义的退位,理想主义的淡化和现实主义的盛行,这对中国梦和青年梦的实现造成了一定的阻碍。青年参与是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为青年群体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青年群体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思想和行动的指引,将道德追求作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础。     

微博时代的司法公开探析

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正迅速崛起。当前社会已经进入到微博时代。在关注与被关注之间,在传播与被传播之中,微博冲击着司法舆论,影响着司法公开。因此,法院开通微博有其必要性。应构建微博时代司法公开的相关机制,并促使法院开好微博,用好微博,打造司法公开的窗口平台。     

批判与建构:达尔文主义的误读与反思

达尔文主义是适用于自然界的规律,然而自然科学理论的越界使达尔文主义被误读为物理学规律和社会学规律,反思达尔文主义在科学史中的误读现象,必须合理建构科学理论进化的趋势和科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以获得真理认识。     

从西蒙斯案看美国司法体制中民意与司法的和谐

西蒙斯案件的最终宣判使其成为2005年美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案件。该案件集中反映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民意参与以及民意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巨大影响。在美国司法体制中,法庭之友制度、陪审团制度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三维组合使得民意能够充分地引入司法过程中,与司法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国际舆论的压力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成为一种趋势。     

权利时代司法赔偿理念与法律文化的构建

中国现行司法赔偿理念应是善理念、平等理念、秩序理念、公平正义与效率理念等的有机体.应努力构建权利型法律文化、限权型法律文化、程序正义型法律文化和信仰型法律文化,以推动司法赔偿制度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

本文以美国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概括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司法自制乃司法审查的传统价值立场,它既是司法审查之制动器,又为宪政政制之保护器。司法自制研究是全面评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加强对此课题的正视与重视。     

我国律师在场权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都得到逐步确立和实施,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在这方面尚处在空白状态,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随着我国律师法和新刑诉法的制定和适用,人权保障理念和扩大辩护权思想逐步成熟,法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笔者认为初步构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毛泽东与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严复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早年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基本上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但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认识到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律即教育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基本原理后,他就用“唯物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辩证地批判与改造,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基础——人民教育哲学。     

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影响司法研究

一直以来,政府俘获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容易被利益集团俘获,司法机关则更容易保持中立和公正。但是,在美国,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向法官输送金钱利益并影响法院判决已经成为不容争议的事实。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利用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和雄厚财力,往往能够对州法院的司法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商业利益集团影响司法的法律路径包括：充分筹款为干预司法选举蓄力,塑造公众舆论影响法官连任,作为“法庭之友”影响案件审判结果,联合相关行业协会创造资金避风港。金钱司法的形成必然损害美国司法的公正。在美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要破解金钱司法,加强对法官与商业利益集团关系的监督,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