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县建区:从政区调整到战略创新——以宁波鄞州为例

撤县建区往往面临体制摩擦、发展断裂、假性城市化等风险,宁波鄞州自2002年撤县建区以来,历经10年发展,取得极其宝贵的经验,程刚教授主编的《中国撤县建区的新探索:宁波鄞州模式实证研究（2002-2012）》深入剖析这一成功范例。宁波鄞州以协同共进与活力激发、人本发展与创新驱动、空间优化与品质提升的战略创新,逐步实现市县体制向市区体制、县域发展向城区发展、城市体量向城市质量等的重大转变,对其他城市也具有重要启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青康藏边区交通建设刍议——以康青公路和青藏公路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军队缅北作战的失利,途经云南通往缅甸的国际援华运输线滇缅公路完全被阻断,滇西边防告急,于是位于中国西部边陲的康青藏地区的战略地位迅速突显。国民政府为了开辟新的备用国际交通线、加强国防建设和推动藏区社会经济发展,遂饬令交通部相继赶筑了川康、康青、青藏、青新等公路的部分路段,并提出了养护公路的方案。因诸多原因,这些公路粗通试车后旋即废弃,在民国后期再未有机动车辆通行其上。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青康藏边筑路活动开启了藏区现代化交通建设的先河,这对加强康青藏边同祖国内地的联系和区域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不无裨益,亦为新中国成立后藏区交通建设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民众疾病的医药救济——以四川省为中心的考察

从政府政策定位和收费情况来看,抗战时期公立卫生机构开展的疾病治疗是一种政府补贴性质的福利医疗,与私立诊所和医院营利性质的医疗活动有本质的区别。在公共卫生事业初创时期,疾病治疗具有让民众尽快认识、信仰卫生工作的独特作用。尽管战时四川公共卫生机构在民众疾病治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受制于多种客观历史条件和抗战这一大的政治环境的制约,战时民众疾病治疗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和民众的需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农产品贸易统制政策与绩效评估——以猪鬃统制为中心

基于军事及易货贸易的需要,1939年国民政府对猪鬃实施了贸易统制。猪鬃统制内容包括"核定价格、统制收购、限制储存、管制运销"四个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对猪鬃统制,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同时促进了战时猪鬃事业的发展。但猪鬃统制是对自由贸易的剥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从业者的利益。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邮件检查制度述论——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统特务机关在国统区建立了常设邮件检查机构,形成了一整套邮件检查制度,邮件检查组织得到极大扩张,检查空前严密。直到抗战结束半年多以后,国民政府才停止对邮件的全面检查。邮件检查是对人民言论通信自由的破坏,同时也对邮政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信誉产生了不良影响。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机制——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抗战时期,为了广泛动员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大业,引导她们实现自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中,高度重视基层妇女干部的培养,创造性地从选拔任用、教育培训、工作指导与保护优待等方面对基层妇女干部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基层妇女干部培养机制,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妇女干部培养机制既遵循了一般干部的培养原则,又符合了边区的社会实际和妇女干部的性别特点,不仅对其他革命根据地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也为新时期的妇女干部培养工作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抗战时期徐特立的科技理论与实践——以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

毛泽东主席的恩师徐特立先生是人们熟知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在科技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以徐特立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创办和建设延安自然科学院为中心,探讨他在科技方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成就,对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强科技竞争力,仍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藏族上层爱国人士的中华民族自觉 ——以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考察中心

抗日战争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民自觉进程,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中华民族凝聚力得到极大增强.以拉卜楞黄正清家族为中心进行考察,表现为他们在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上的认知自觉和实践自觉.认知层面,维护中华民族一体性成为基本共识,包含藏族是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定位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一致对外的责任意识?实践层面,如何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成为时代主线.宣传动员、募捐慰军、维护团结、发展教育和交通等形式多样的爱国救国活动,充分表达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从自觉价值看,黄氏家族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有效促进了藏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自觉和实践自觉,用事实阐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与当时学术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相得益彰,掀起了边疆少数民族爱国救国的热潮.黄氏家族的认知和实践绝非个体性质的表现,而是较有代表性地呈现出边疆少数民族爱国人士中华民族自觉的普遍特征.     

犯罪行为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层面——以抗战时期事关军人伪造案为中心考察

抗战期间,征兵工作尤其重要,民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兵役法》《妨害兵役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抗战征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并不能由此抑止各种形式逃避兵役的社会现象。因此,本文通过对避征免役与倒卖专卖商品而希图获利致伪造关防等伪造个案进行详尽解读与分析,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安乡重迁文化、战争恐慌心理是底层民众躲避兵役的重要心理因素,应役出征等伪造情事实质上亦体现民众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张力。类似伪造案,揭示出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乃至犯罪的直接动机,反映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伪造个体行为也反映了个体心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反映出社会样态的多重面相。     

自相矛盾的政党——以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的两面性为视角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较大政党,在国家存亡之秋,其政治主张和活动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两面性:即抗日与降日同存;反对和拥护国民党共存;联共与反共并存.该党政治及活动上的两面性对当时中国的抗战大业产生了多重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精兵建设中荣退军人的安抚——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期间为考察中心

精兵建设是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荣退军人安抚是抗战时期中共精兵建设的重要问题。其中,无论是荣退军人供给还是荣退军人的组织与管理,中共不仅遵循了精兵简政的总体原则,亦贯彻了实事求是、灵活掌握的宗旨。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共遵循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抗战时期大后方基层保甲的困境——以四川南溪县兵役纠纷及其解决为例

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度逐步复苏。抗战时期,后方保甲制度日趋完备,对战时征兵、征粮等工作皆有贡献。随着保甲的兴起,基层社会乡民与保甲之间常产生矛盾与纠纷,因征兵而产生的兵役纠纷则较为特殊。抗战时期四川南溪县的兵役诉讼档案正展现了纠纷产生及其解决的过程,也能反映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现实。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屡屡涉讼的保甲并非只是“恶”人,他们在多重压力下承担了较多基层政府之责任。同时,近代科层制虽已在基层政府建立,但相应之部门“权大责小”,作用有限。可见国家从上至下虽已具备近代化之政治体制,但基层仍是“传统社会”的延续或变异。     

县级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以2007年四川省177个县级行政单位为样本,考察县级政府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三大因素对县级政府规模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充分考虑这些影响因素,可以为优化并确立合理的政府规模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与形象建构——以抗战歌曲为中心

音乐对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表现尤为明显。用歌声激发全民族抗战意识成为那个时代音乐家的使命与担当,他们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创作了数千首歌曲。以搜集整理的大量抗战主题歌曲文本为支撑,在战时语境下对其进行深度解析。研究表明,当时的音乐家们通过作品表达了时代的呼声,形塑了各族民众休戚与共、患难与共、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呈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果敢勇毅、仁和厚德的精神品格,并借助长城、黄河、长江、泰山等特定象征物和中华民族代表性英雄人物,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象化展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之意与外在之象深嵌于全体民众心中,深化了各民族各阶层民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凝聚起激励国人抗战救亡、建设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     

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与思考——以石狮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政府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擎。对于县级政府而言,民本、合作、高效、责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个内在要求。石狮市便民服务中心搭建一站式的服务平台,在提升服务效能的同时,探索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一部历史视野下研究地籍整理的全新力作——读《国民政府地籍整理—以抗战时期四川为中心的研究》

正成都学院刘一民老师新著《国民政府地籍整理——以抗战时期四川为中心的研究》一书,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该专著是一部在历史视野下探讨地籍整理,同时又从地籍整理的角度审视抗战历史的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论孙频历史书写的叙事调整——以《以鸟兽之名》等为考察中心

孙频是个不断寻求创作变法的作家。以《我看过草叶葳蕤》《松林夜宴图》等为界石,孙频有意识地走出了自我内心的封闭空间,以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共振展现历史对人的型塑乃至围困,相比于早期的《疼》《盐》《裂》,此一阶段的小说呈现出更为宏阔的气象。而在近期发表的《以鸟兽之名》《骑白马者》等中篇小说中,孙频再一次调整了其介入历史的姿势,历史叩访主体逐渐清晰地凸显为个体之“我”,而“我”向空间化历史的叩访更呈现出反思历史和探究现实出路的双重意义。与此同时,在普遍滞重的当下历史书写中,孙频实践着走向轻盈的可能。     

抗战时期党报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以《新中华报》为对象的考察

抗战时期,党报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建构是推进抗日救国工作取得进展的关键力量之一。《新中华报》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承担了抗日救国宣传的重任。《新中华报》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构筑中华民族认知共同体;通过号召共赴国难,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通过坚持守土有责,构筑中华民族责任共同体;通过维系精神纽带,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新中华报》以其系统全面的宣传报道基本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构,在推进抗日救国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和公共话语权。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公产清理计划与管理机构——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展开的资金需求,公私产权的混乱现状,官民、民众间围绕公产争夺冲突的不断升级,共同促使湖北省府将公产清理纳入工作日程。财政机关的有力推进、民众团体的积极呼吁,促成公产管理计划的制定与专门性处理机构的组建。湖北省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公产管理计划,并与具体公产管理机构设立、运作有机结合,使得管理工作颇有成效。然囿于计划执行仰赖具体职能机构设立与运作,公产清理机构受计划执行需求与自身工作需要而不断更迭,影响了公产清理计划的制定与贯彻。这一悖论彰显国民政府时期公产计划实地施行的复杂性及有关部门在公产管理制度与践行方面的努力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国民政府公产管理活动最终成效的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