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选取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区,运用基准面板模型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验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均具有促进效应;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经济发达省份和欠发达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差异较大;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型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后发优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增强,而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优于金融效率,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优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门槛效应不显著。     

绿色金融能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分析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2005—201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based Measure)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算出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然后,采用静态IV-GMM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估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金融整体仍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两者都表现出很大省际和区域差异.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全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对沿海区域的促进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对全国而言,产业结构优化、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而言,只有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显著.     

数字金融能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业态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迅速发展必将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重大影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2013—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并从金融监管视角检验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数字金融对于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金融监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呈U型特征,且在数字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明显的U型调节效应。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研究

中国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动力以及绩效如何成为主要关注点。在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时,如果忽略技术的异质性、关联性等特点还可能产生偏差。根据技术的环境效应将技术分为绿色技术和脏技术,关注到技术之间的关联性,选择2002—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全国层面,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转型,而且绿色技术份额越高经济转型的效果越好;在中西部,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不显著。门槛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发挥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门槛。该研究为区域经济转型的差异化策略制定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1-2020年除港澳台的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影响和区域差异。进一步，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门限变量，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物质共同富裕与精神共同富裕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持续推动精神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而与物质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倒“U”形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可对共同富裕产生更强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精准滴灌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构筑数字绿色金融协同新业态，以此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数字金融能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省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构建空间误差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区域内和相邻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够显著，而数字化程度与工业绿色发展联系紧密。因此，提出应加强省域之间绿色技术和人才的空间流动，充分发展和利用数字金融，推动数字化技术与工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等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论层面从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大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5个效应;实证层面运用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动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建立了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显著;消费需求的减少、老龄负担的加剧、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均产生了阻碍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异质性显著,地区数值跨越城镇化水平门槛值后人口老龄化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结合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8—2019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维度,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以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为门槛变量,分析其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对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较为一般;(2)制度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经济规模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均存在门槛效应,且在相关指标超过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增强;(3)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FDI与碳排放强度

促进经济低碳转型和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焦点问题。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能否促进低碳发展?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FDI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FDI增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降碳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与FDI对碳排放强度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碳排放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发展、资本配置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呢?资本配置效率又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方法,从资本配置效率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作用明显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资本配置效率改善是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资本配置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由负转正并不断增强。     

金融发展提升了OFDI的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首先并采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借助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了绿色创新效率,在检验到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后,构造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为负;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做了时空双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在东部地区得到验证,而且这种门槛效应在2009-2017年期间表现更为明显。     

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

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 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研究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旨,“稳增长、上台阶、促开放、保生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稳增长视域下“荷兰病”的绿色金融缓解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省际层面存在“荷兰病”视角下的资源诅咒现象,绿色金融发展对“荷兰病”具有缓解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促进制造业发展是绿色金融缓解“荷兰病”效应的主要路径。基于此,中国可通过以下途径来提升绿色金融在缓解“荷兰病”效应中的作用：一是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防止资源产业过度繁荣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现象发生。二是大力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为资源节约型制造业发展提供充沛的金融资源支持。三是重视区域异质性,实现绿色金融规模发展与适度发展的有机结合。四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功能,切断“荷兰病”效应的发生机制及“荷兰病”对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     

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研究——基于门槛效应回归模型

选取2005—2014年各省份相关变量数据,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之间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单一门槛值45 342.981 3。以该门槛值为界限将中国区域划分为高经济发展和低经济发展两大区域,实证结果表明只有高经济发展区域北京、天津和上海才存在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低经济发展区域不存在倒逼效应,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何以提升粮食安全？——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探究提升我国粮食安全的路径,对于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绿色金融和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内生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2）在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在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4）绿色金融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实现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文章提出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区域之间多方位合作等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和节能减排三个视角,构建绿色金融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全国总体上还是分三大地区来看,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转型效应和节能减排效应均为正,即绿色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通过节能减排引导低碳经济,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实力、大力推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以碳金融助推东部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等对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