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身性”校园文化及其建构

文章通过主体性的视角观照当下的校园文化，提出了建构“反身性校园文化”的理念。这种理念针对被异化的缺乏主体的物化校园文化，提出在自觉意识的层面让客体化的文化重返主体自身，使客体化的文化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文化。从建构者、接受者、影响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建构“反身性校园文化”的具体设想，旨在通过反身性的历史书写，经由对客体文化的移植过程提出的重新反省，不仅重构一个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的校园文化，而且通过这一文化重塑建构性与批判性的现代理念。     

“以人为本”和“文化育人”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启示

校园文化是大学文化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之外,更为丰富和多维度的文化形态。校园文化的主体——学生、教师、员工——在其所处的校园环境中的价值需求和行为模式构成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近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在“大师、大楼、大气”六字办学方针指导下,校园文化建设的设计思路和具体实施颇具特色。一方面,校园基础建设和环境改造为校园文化提供发生和运转的合适空间、环境和服务;另一方面,以学生为主体的校园文化活动使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主题鲜明、层次多样、基础牢固的校园文化氛围。“以人为本”既是大学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也是重要的建设思路,中国人民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为“文化育人”模式与“以人为本”理念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典型范例。     

新兴“谓词性成分+子”结构探析

新兴“谓词性成分+子”结构表示言者的主观态度和评价，属于评价态度标记语，句法功能多样。该结构来源于百度贴吧，其中大部分“谓词性成分+子”可以扩展为“谓词性成分+的样子”。当“样子”充当语用标记时，二者的句法、语用功能相同。“样子”前定语的性质、感叹标记“好”的修饰和“样子”的语义泛化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动因。     

“享虐”与“性越境” ——析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

中国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长期浸淫于日本社会独特的性别文化当中,从不同的性别视角与文学书写的“异趣”表达,呈现了中国作家对中日两个国度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享虐”与“性越境”是他们从日本体验以及文学书写中萃取而成的独具个性的性别话语。     

国家文化公园的“国家性”建构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是实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的“国之大者”。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文化标识建构与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国家性”在其整体定位、建构意义与实现路径三个方面贯彻始终,并指导着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国家性”是国家文化公园的鲜明底色,也是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石。因此,推进“国家性”建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重要着力点。     

关于在校园文化活动中落实“三性”原则的思考

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得以延伸、验证、巩固和提高，而且具有强大的育人功能。高师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要遵循“高师性、实用性、实践性”原则，即明确自身特点．突出活动主题的“高师性”；围绕培养目标，注重活动内容的“实用性”；结合教学实际，重视活动方法的“实践性”。     

保教机构“虐童”现象的情境预防

近年来保教机构“虐童”现象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其综合防治面临着司法防治成效有限、校园防治措施零散、社会防治 体系尚未成熟等困境。本研究基于情境预防理论视角，通过对保教机构“虐童”事件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保教机构环境的封 闭性、虐童行为识别和问责困难、结果导向的机构管理制度、多种类型的人际冲突、校园儿童保护制度可见度低，为“虐童”事件 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建议通过提升保教机构开放性、强化保教机构的内外部监督、健全保教机构管理制度、关注教职工 身心健康、加强法律知识宣传与预警等措施，构建科学有效的保教机构“虐童”现象综合防治体系。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研究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立足于孟子的性善论，融汇儒道天人一贯、尽人以合天的思想，批判了告子人兽不分的错误，进而批判了西方文化“适者生存”、把人视为动物的社会进化论；批判了自七十子裔以来历代“性说”论者在视“善”为性的同时，亦视“恶”为性的肤浅与荒谬，进而高扬了作者“任天”、“圆道”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由于其学说诞生于后五四时期，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针对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大地》的“史”性和“诗”性

1938年,赛珍珠因《大地》三部曲“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荣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大地》第一部中,“史”性和“诗”性的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现,“史”性使其拥有厚重的内容,“诗”性使其具备艺术魅力,二者的共同构成使作品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真实”性。     

二级学院校园文化品牌建设与“我们的价值观”融人

二级学院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有助于清晰“我们的价值观”内涵，是践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还能有效促进价值观的功能提升。同时，“我们的价值观”对二级学院校园文化品牌建设具有价值导向、调整和规范、凝聚和激励等作用。要实现价值观与校园文化品牌的真正融入，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做好“结合”文章，建立长效机制。     

从场有哲学“根身性相学”看《老子》的“道”论

场有哲学体系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相对相关性”和以此为方法的“根身性相学”。“相对相关性”是场有哲学的场性,非实体主义是其基本的特征;“根身性相学”是“泰古人自我反省其根身（肉体形躯）生长变化的基本情状和性相的学问”,人的意义世界正是通过其“形上姿态”得以开显的。“道”是“无相的实有”,是人类经验的原始混沌,从足、从首,故“道”的原始意义是会直立行走、会说话、会思想的人。道体是有与无、蕴与徼一体之两面;有无、蕴徼、始德和元德等,都是超切的关系。从上述关系和特征切入,“道”与“无”“有”、“道”与“一”、“道”与“德”等关系及诸多命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从这些方面把握老子的道论,不仅能重新认识和发现老子,且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点。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

新闻学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学科间性”和“文本间性”方面。学科间性研究是“大间性”问题,主要是学科外延;文本间性是“小间性”研究,强调文本内容、结构、思维的写作借鉴。另外,新闻学的实践理性也特别强调观念转变,比如从“起源学”向“发生学”转变等。     

“派”“体”之争管见

读施、周二先生关于词的“派”和“体”之争的往来信,颇感兴趣,不能无言,现写数点意见于后。一、流派的众多,风格的多样,是宋词繁荣的重要标志。唐诗、宋词、元曲,前人都称其极盛,除了作家辈出、作品多而且佳外,流派的众多,风格的多样,亦为一重要标志。宋     

解构：“发现性语境”下的介入

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发现性语境”时期研究的分析,指出其典型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和中国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非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不可分析性认知,第一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缺乏分析性认知;第二,体现在“文化背景”的不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非逻辑认知,第一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错位认知;第二,体现在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缺乏认知。并提出,“发现性语境”的“不可分析性与非逻辑性”特质,使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第一时期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呈解构与被解构的关系。     

“大思政观”下大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一体化的路径探析

新时代，我国强调通过大格局、大场域、大视野的“大思政课”理念指导德育全过程，其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在大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一体化中则占据统领地位。“大思政观”下大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一体化的意蕴与内在关联是围绕“三全育人”总体布局，既有发挥以文化人的内在要求，又有创新践行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外在形式。现实中，大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一体化应坚持问题导向，顶层设计上强调价值观建设，横向协同打破次元壁以延展一体化，纵向衔接形成系统以健全一体化长效机制，助推校园文化建设一体化进程。     

走出“物役性”精神困惑

当代东、西方人由市场经济和人文精神的矛盾与对立而陷入了“物役性”精神危机。摆脱危机的惟一路径，是寻找文化理念上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的圆融与更新，从而为人生成为“新人”提供“意义”的凭藉，并为这意义的实现所必致的人文“秩序”提供普适、有效的价值标准     

郭象“性分”思想的矛盾两重性及其评价

“性分”思想是郭象哲学的核心与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郭象“性分”思想统合了先天、不变、必然的“命”与后天、可变、偶然的“遇”,并以“遇”为“命”,强调“性分”的自然而然与理当如此,这就决定了“性分”思想具备先天与后天、不变与变、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两重性特征。此外,对郭象“性分”思想矛盾两重性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就抽象理论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个人身心的安顿;就具体现实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学翻译变异的必然性

“不可译性”与“可译性”是中外翻译学研究中古老的悖论与纷争。从语言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分析“不可译性”认为。“不可译性”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本体论的框架内都会顽强地显现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跨语言的文学翻译是不可能的,相反为文学翻译中的变异提供了可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