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大诰体"兴废考论

苏绰、宇文泰在西魏大统年间奏行《大诰》,模仿《尚书》文体改革官文书，试图改造秦汉以来突显皇帝权威的“王言”传统，利用上古文体与文风侵夺王言威权，实践宇文泰霸府权力话语的构建。宇文护全面继承了宇文泰的权位，也延续了霸府的政治修辞，明帝因而下决心改天王称皇帝，同时废止“大诰体”,恢复秦汉以来皇帝命令文书的传统，力图在文化象征层面突出君主的威望。西魏北周长期存在的帝室与霸府权力之争，既催生了“大诰体”,也最终将其埋葬。在“大诰体”之外，关中文坛另有一支文学潜流，继承了北魏洛阳时代文学传统，并为明帝所汲用。     

《礼记》"月令"之"令"考辩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月令”“春令”“夏令”“冬令”所引例句皆出于《礼记·月令》。在《礼记·月令》中 ,这是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 ,其中的“令”都是“政令”之义。《汉语大词典》和《辞源》将“冬令”之“令”释为“政令” ,这与《礼记·月令》语境文义相吻合 ;而将“春令”“夏令”“秋令”之“令”释为“节令” ,这与“令”所处文本语境意义相悖。这两部辞书对这一组意义相关词语的解释未能充分顾及其含义上的相关性 ,因而释义前后抵牾 ,缺乏准确性。本文考察了《礼记·月令》的文本语境 ,并结合儒学“礼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对上列词语中的“令”进行了考释。     

古汉语“自V”式反馈结构

古汉语中有一种由表己身的代词“自”带动词构成的结构形式.“自”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通过动词产生影响,而这种行为的影响又反过来达于己身,即“其行之出乎己仍反乎己”.如:《史记·田儋传》:“诸侯皆反秦自立.”“自立”意为“自己立自己为王”.《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自反”,意为“自己反问自己”.我们不妨借用一个目前十分流行的术语,将这种结构命之曰“自V式反馈结构”(以下     

"学"在《论语》范畴体系中的逻辑地位——论孔子的"学"之哲学伦理学

“学”在《论语》中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除此以外,“学”还在逻辑上延展为认识论和伦理学、天道论范畴,最终服务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从而使《论语》表现出一定的文本逻辑合理性。分析“学”在《论语》中的逻辑地位有助于全面阐发《论语》的内在逻辑和现代价值。     

《郑风·羔裘》“舍命”解续貂

“舍命”一词出自《诗经·郑风·羔裘》，东汉郑玄将其释为“处命”，即临危受命之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1年。其后，王国维、昊阁生先生指出“舍命”当作发号施令解。但由于论述简略，加之语言研究者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因此，一直没有得到近世《诗经》注家的普遍认同。本文从传世文献旧注与今人译注要籍相结合的角度，说明这种状况形成的原因，并针对王、昊的不足之处加以补充、分析说明，力求使这一观点得到学界认同，进而使《羔裘》一诗得到确诂。     

如何推动"武汉学"研究--"武汉学"研究专家座谈会综述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方学引起了各地学术界的重视,上海学、北京学、温州学等城市地方学研究在各地渐次兴起。2005年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在《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开辟了《武汉学研究》专栏。为了办好这一专栏,进一步推动“武汉学”研究,2006年1月13日,江汉大学召开了“如何开展武汉学研究”专家座谈会。来自武汉地区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就武汉学研究的重要性,武汉学研究的内涵,如何推进武汉学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顾宪成的《大学》诠释与晚明的“朱、王之争”

顾宪成不仅是晚明全国性学术思潮“朱、王之争”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明清之际学风递变的重要推动者。他会通中晚明学者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路径,倾力撰写系列《大学》注本来寄寓关切。他否定朱子、阳明所注的《大学》文本,以古本《大学》为底本,重新调整经传次序,形成颇具特色的“顾氏改本”——《大学重定》。尔后,他以当批则批、当赞则赞的态度对朱子、阳明的《大学》诠释展开详细辩难,形成双谴双取的学术取向,开显出“援朱救王”的消弭“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而这一方案赖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股肱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复振朱子学,助推“由王返朱”思潮的形成,为朱子学在清初再度成为官方哲学导夫先路;二是以朱子学纠偏阳明学,推动阳明学向笃实敦行转进,为“新王学”的建构打开致思的方向和进路。     

"王铣"应为"王诜"

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修订第1版《辞源》第4册第3497页“高俅”条载：“北宋人。初为苏轼小史，能笔札。后属枢密都承旨王铣(晋卿)。”又该馆1981年12月修订第1版《辞源》第3册第2046页“王诜”条载：“宋太原人，字晋卿，娶英宗女蜀国长公主，为附马都尉。”按：“王铣”与“王诜”为同一人，而名之写法，同一书却前后不同。是否此人名之写法有二，均属正确；抑或其中之一有误。查《宋史》卷255《王凯传》：“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12月版《二十五史》第8册第6173页)又《宋史…     

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

唐代前期的员外官制朱长义唐朝建立后，形成了以职事官为主体的严密的官制体系。职事官的基本特征是“职有常守”、“位有常员”。因此，普通的职事官在文献中往往被称为“正员官”、“正员”或“正官”。但是，唐代还活跃着这样一些特殊的职事官：他们虽有职事官之名，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释文、注释或可商榷。《子羔》1、6号简的文字应读作“使无有小大、肥瘠”，同篇12号简中“玄丘之内”应读为“玄丘之油”，《昔者君老》4号简中的“发命不夜”读作“废命不赦”，《容戎氏》5号简中的“各得其碟”应读作“各得其列”。     

救助行为与文化传递

1一部票房价值颇佳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思》，因涉及这些年在中国有颇多议论的救人问题，在报刊上又引发了一次讨论。作家梁晓声发表了《冰冷的理念》一文，重提了十多年前四医大学生张华救老农引发的那场“大学生为救老农而死是否值得”的讨论。①有指责那讨论“可耻”的，有认为不为可耻的。有认为8个兵救1个‘值”的，有认为“不值”的。仍有人认为张华救老农确实不值的。仍是众说纷坛，挺热闹的。我不懂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好讨论的？人首先是动物，既然是动物，第一要紧的就是保命。保命首先是保自己的命，自己的命重要，别人的命不大…     

《庄子》“安之若命”释义

《庄子》内篇中的《人间世》和《德充符》都有提到“安之若命”。通过梳理《庄子》一书和“命”有关的思想理论,发现“命”不仅与“德”相即,而且还具有流变、无待的特点。“安之若命”语句的重点不在于对“命”的屈服与顺从,而在于强调面对人生困境时,人应当采取转化消解的态度。“安之若命”凸显了“德”将“心知”转化为“真知”的作用。     

一种偶合与有意的"演绎"

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王》的全新解读,是以他的精神分析学作为工具的。他的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变革,而且很快波及整个世界.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创作就受过其影响,她的《心经》与《俄狄浦斯王》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展示人的心理方面有着一致性.不过,它们一个表现恋母情结,一个表现恋父情结;一个为人神冲突故事,一个为世俗的弃妇悲剧.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     

论孔子的仁与礼学

一、论孔子的仁与为“仁之方”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仁相为表里的是礼。从《论语》中所显示的孔子思想,仁确是孔子的思想核心。《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大戴记·王言篇》:“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从孔子全部思想来看,“爱人”,确是仁的最根本的意义。 孔子在答子贡和仲弓的问仁时,曾说到仁以及达到仁的“仁之方”,《论语·雍也》篇: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