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活动述论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重庆开展的抗战文化运动凝聚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志和爱国热情,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堡垒".重庆抗战音乐活动作为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鼓舞了民众的斗志、抚慰了人们的心灵,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抗战音乐活动的梳理,涉及当时重庆的音乐机构及组织、群众歌咏活动、音乐会形式的演出、歌剧形式的演出、创作及评论等五个方面.     

俄苏音乐文化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1937-1945)——以报刊为中心

俄苏音乐文化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歌曲的创作以及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本文聚焦抗战时期重庆主要刊物,搜集、甄别、整理战时首都重庆俄苏音乐文化传播的相关文献资料,探查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在战时首都的关注重点和主要特点,探讨俄苏音乐文化传播对战时首都重庆抗战音乐发展的影响及历史意义,从而确立俄苏音乐文化在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传播状况的总体认识。     

新四军抗战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当代价值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运用音乐艺术宣传抗战,鼓舞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新四军抗战音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研究新四军抗战音乐文化可以深入了解新四军在华中坚持抗战的光辉历史,铭记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立下的不朽功勋。传承和弘扬新四军抗战音乐文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现伟大中国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文化文艺工作者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为指导开展文化文艺工作。     

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交流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在重庆持续繁荣。与此同时，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开展通信联络、译介反法西斯音乐、在国外传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外交流。战时重庆音乐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争取国际支持。
     

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与基层体系

土司音乐制度是指中央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文化管理政策，它以本民族歌舞为基础，以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程序为序列，以地域民俗习惯为视角，呈现从五代时期开始到清雍正时期结束的古代音乐衍生、发展、嬗变的丰富体系。土司音乐制度寓于土司对民众的文化控制，基本结构维系在主持祭祀仪式、举办音乐活动、职务奖惩承袭、业绩考核等职责上。从律典生成层面来讲，土司音乐制度的基本构造代表着一种民众自我意识的制约和规定，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歌舞文化与技艺的基层体系。土司与民众通过举行祭祀仪式和音乐活动等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描述与传承。土司音乐制度实施后，“以文化民”“以夷制夷”及其与之关联的治理策略和象征力量，构建了音乐活动在土司社会的主要框架，也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土司音乐文化与精神品质。同时，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构建了自己音乐制度的基层体系。民间宗教祭祀、民族风俗习性、重大节庆活动、歌舞象征意义等，既代表了土司音乐制度的内容，又成为了土司音乐制度构成的主体。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文化抗战

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共同领导的,经历了局部抗战时期的兴起、全面抗战初期的高涨、何键主湘后转入低谷三个发展阶段;湖南文化抗战的主要形式是成立文化抗战团体、创办抗日报刊、开展文艺活动进行宣传活动、举办抗战教育培养抗日人才;湖南文化抗战发展与湖南政局有密切的联系,影响其勃兴与衰退,充分反映了国共合作的态势;湖南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统区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构与转化：李庄抗战文化创新体验研究

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李庄抗战文化精神,创新转化李庄抗战文化传承方式,提升李庄抗战文化育人效果。以归纳法、演绎法、实践法,分析了李庄抗战文化的德育价值和当前李庄抗战文化传承困境。解构李庄抗战文化的结构特点,及拓展训练组织原理,建立以身体活动为基础,以李庄抗战文化为底色,以拓展训练的团队体验为模型的李庄抗战文化特色团队体验课程。通过反复实践检验与调整,事实证明,以身体活动为基础的“文化体验”更加有利于学生感知和接受;让文化的力量更“接地气”地被吸收、认同、传承,具有在和风细雨的体验中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优势。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外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外文化交流是有组织的全国规模的交流,是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交流。抗战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实质是中国的抗战文化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过程。     

论文化抗战的概念、范畴及其发展阶段

文化领域的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卫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并使之弘扬光大的伟大斗争。对于这一斗争,学术界一直存在文化抗战、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等不同的表述,关于它的分期问题也一直存在不同意见。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以文化为媒介进行的抗战活动,抗战文化运动是文化抗战的一种形式,抗战文化则是文化抗战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文化抗战的分期与整个抗日战争的发展密不可分,相应划分为四个阶段：文化抗战兴起阶段、文化抗战高涨阶段、文化抗战发展阶段、文化抗战胜利并转型的阶段。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