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泸属羁縻州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

本文在刘复生《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等文基础上,对宋代泸州所领羁縻州的州数、州名、獠人群落分布,以及獠人、乌蛮、羿子等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补充论证。     

“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

汉晋以来,川南这一多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汉的开拓,晋代的“獠人入蜀”,以及晋唐间的“獠乱”,唐宋“乌蛮”的北上,都表现出了这一地区历史演变和民族关系的复杂与多样性,甚至成为汉文化考古上的“空白”。以宋代而言,北宋朝与“泸夷”之间发生多次冲突,戎泸地区乌蛮北上,一度抵达长江南岸。夷汉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多,民族融合加剧,泸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刘复生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糜州的范围之内，《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它三面均与...     

应对不公平的策略选择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本文以应对不公平的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从理论上归纳了应对不公平的4种策略,即自我被动忍受、被动依赖外力、主动借助外力和自我直接参与。实证检验表明,民族地区受访者选择主动借助外力的人数占比最高。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其他民族好友数、社会公平感认知、民族政策满意度等是受访者策略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基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和治理主体有序互动两大路径:本文提出了改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5点政策启示。即提升民族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创新城市民族工作方法,提升民族政策的公平性,增强女性参与能力,提升民族地区和个体发展能力。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演进和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启示

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明确为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大的转折点。探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和引荐社会治理改革目标、路径、方式等内容,对于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操作层面价值。     

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创新

民族大熔炉的整合式社会治理模式和多元文化包容发展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当今人们比较认可的两种国外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符合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探索。不论是从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共识还是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成效来看,这种创新路径选择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都更具现代社会治理理性。     

强宗豪族与宋代基层社会

强宗豪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股社会势力,它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破坏,经常成为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社会问题。在两宋王朝统治的３２０年中,强宗豪族势力的发展,以及它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强宗豪族之不同于一般的宗族,主要由于它在社会势力、经济势力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征。它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破坏作用表现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并对阶级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亦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社会问题,不但对认识古代社会,而且对认清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无疑都是有益的     

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日常读物在社会教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考察宋代日常读物繁荣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蒙学读物、家训读物、宗教读物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剔除其封建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仅是我们研究者应持的态度,也是我们的重大任务。     

以法律为主导的宋代民族社会控制研究

两宋时期,民族分布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宋中央政府根据时势之变迁,以法律为主导,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实现了对民族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其中包括蕃法调控和汉法调控两个体系,对宋、辽、夏、金、元时期民族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及促进民族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代的贫富分化与社会调控

宋代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高峰时期,但财富的贫富分化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与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贫富不均和确保社会公平成为宋代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宋代兴起的富民阶层通过在地方设立经常性的救助机构,不定期地进行赈济邻里、兴修水利、捐资办学、赈济救灾等措施来调控贫富分化和稳定乡里社会。但由于富民阶层的社会救助属于慈善性的和多为地区性、临时性的,在当时社会救助中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宋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对贫富分化的调控效果是不明显的。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南宋乡村区划探析--以都保为中心

南宋时期,"并都"、保伍法以及经界-推排-自实法相继实施,最初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兼具了人户控制和土地控制的双重功能,其乡村区划的意义日渐得以强化,县以下的行政事务主要通过都保来执行.但是,原来的乡一级区划和都保只存在地域上的包含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这两种乡村区划体系长期并存,各自发挥着相应的功能.     

宋代宫廷藏书及其对宋代文人地位影响略论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朝代,宫廷内部建立起庞大的藏书体系,形成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个高峰。在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下,宋代宫廷藏书的管理工作主要由文臣承担。因此,统治者对文人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士大夫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优厚的待遇。宋朝是文人政治生活的黄金时期。在中央馆阁搜集、整理、修撰藏书的过程中,文人的能力得以体现,文人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     

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

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人们深深意识到,思想道德生活建设与调和文化群体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宋代以降,迎来了一个面向社会生活的新时代,教化具有了新的社会基础与特征.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主要包括:右文的政教基调与官学教化体系的建立,印本书籍的流通使社会教化传播重心下移,儒学宗教化与教化旨趣的文化转向等.在这些与时俱进、互为关联的新特征中,隐秘极深的儒学宗教化推动了社会教化旨趣的根本转向,并进而使教化深入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现象也表明,有未知就不会停止对真知的探索,同时有未知就需要精神的寄托,社会教化的宗教性既不可太浓也不可缺少,宋儒在这方面的探索经验,值得深入思考.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论宋代义庄的特征与社会功能

宋代的义庄,作为一种新的家族经济组织,不但在宋代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对宋以后家族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分析义庄的创建、发展及其特点,可以发现宋代义庄的社会救济作用,以及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对世家大族维持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唐代与北宋边塞诗比较

唐代的边塞诗代表着唐人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 ,宋代也有边塞诗 ,但其风格与唐代迥然不同。就唐和北宋两代的边塞诗从内容、风格上加以比较 ,并就其形成的政治原因加以探讨     

走向细化：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

随着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力度逐渐增强,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原来适合分散型社会的大幅员乡里制不再为国家所需,必然让位于适合整体性社会的幅员更小的乡村组织,都保制于是应运而生。在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新的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导致宋代国家对于乡村的权威,既超越汉唐,亦为后来的元明清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