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异质性对高新技术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货币政策作为调整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仅会对国民经济起到整体调节作用,也会影响企业做出的投资决策。本研究以国家重点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紧缩型的货币政策与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负相关,这种负相关关系还随着分位点的增大而增大;同时,相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金融化影响更大。按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行分组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对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产生更大的影响。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水平如何影响实业投资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总体金融化水平对企业实业投资率的动态效应,并提出一个从利润角度衡量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程度的新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规模较小、融资约束较强的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显著的挤出作用;而对于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弱的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摩擦与企业投资

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货币政策承担着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等多重责任,但货币政策频繁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研究显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通过金融摩擦放大效应抑制企业投资水平;国有企业虽具有信贷资源优势,但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会保持更高的谨慎性和风险意识,更易受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向实体投资的转化。为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提高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强对公众预期的前瞻性引导,避免政策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根源。同时,需要高度关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摩擦放大效应,采取切实措施缓解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和效率,避免资金脱实向虚。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哲学思考

在金融日益"脱实向虚"的背景下,重拾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从金融本源与归宿的哲学视角,揭示金融来源于实体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最终回归实体经济的本质过程。现代金融以其资源本身和资源配置机制的独特功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金融发展过度偏离实体经济,将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因此,为实现经济金融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必须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原则不动摇。     

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

建立在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基础上的金融化催生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脱实向虚"问题突显。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中循环和扩张,使得纯粹虚拟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必然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发展,弱化资源流动和配置中金融杠杆的作用,同时,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将加剧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只有抑制经济金融化,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资产价格、汇率与最优货币政策

资产价格和汇率会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而货币政策也会对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变动作出响应.在考虑包含资产价格和汇率的央行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采用最优化方法求解出最优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可进一步构建出我国央行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或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论表明,我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首先应重点关注资产价格(股价),其次应注重国内物价(通胀)和汇率,以及货币供给的增速,最后才是产出缺口.我国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实行利率政策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机制;加强对资产价格的监控与管理,将资产价格的变化状况纳入到日常的管理体系中;综合运用多种工具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中国的实际利率与投资分析

该文通过构建模型,并利用我国1984～199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实际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结果说明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所阐述的利率一投资关系在中国并不成立,实际利率的降低有利于投资的增长。     

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本文集中探讨了我国加入WTO后面临的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机制调整任务及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同方向的影响。文章认为,利率市场化进程是一个消减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过程,而人民币汇率由对美元的僵硬钉住向管理浮动的调整则有利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加强,在二者同是当前金融领域改革重点的条件下,寻求二者的政策搭配和对货币政策的作用销抵是保证我国在顺利完成改革任务的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稳定,充分发挥政策效果的关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及政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流,而产业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作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对外直接投资正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基准,是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我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前提.本文立足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探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关产业选择政策,以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更加健康、合理、顺利发展.     

议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机理

IS-LM-FE模型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工具,强调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在当前中国经济出现偏热的情况下,央行实行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加息、发行票据等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值得探讨：认为要从长远的角度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汇率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实现利率市场化;优化外汇管理制度及其它相关配套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货币政策和房地产泡沫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分析

为分析外商直接投资、货币政策及信贷规模和房地产泡沫的动态关系,采用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构建半参数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不同经济变量的冲击对房地产泡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传导效应。同时,为考察货币供给量对房地产泡沫的非线性影响,在模型中M2为非参部分,并根据偏导图来研究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给定某个地区的房地产泡沫冲击、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会对周边地区的房地产泡沫产生不同的效应,且这种效应在短期内具有区域性差异,在长期内趋于稳定;货币供给量对房地产泡沫呈现出非线性的影响,并且宽松和紧缩型货币政策在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泡沫的传导效率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