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下《她乡》中的她者世界

《她乡》是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名作。作家通过运用男性视角,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从而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她者的世界,对现实社会具有进步的启发意义。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二谈

近年来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问题研究方兴未艾 ,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 ,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女性问题 ,寻找女性进一步翻身解放的道路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层出不穷的研究女性的著作中 ,孙绍先主编的《2 1世纪与女性文丛》丛书较有影响。这套丛书包含 8本专著 ,其中 ,欧阳洁写的《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可以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力作。《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共 1 6万字 ,2 0 0 0年 2月于辽宁书画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篇 ,共 1 6章。上篇《隔绝权力系统》包括“被遗忘了的远古母系文化”、“对女性…     

从“他”VS“她”到“他”And“她”——电影《她》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她》既展示了当代社会中男性追求科技发展的强烈欲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科技的过分依赖,也呈现了男女之间的关系由对立、压迫到融洽、和谐的发展过程。在男权统治下,自然及女性都受到了压迫。但在被破坏的生态中,男性自身也遭受着痛苦。为了拯救生态,人类必须意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且还要付出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女性话语权力在翻译中的争夺——以评析祝庆英所译《简·爱》中文译本为例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强调话语与权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话语与权力永远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话语产生权力,权力也产生话语;话语是权力争夺的对象,只有争到话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话语权力理论给翻译研究也带来启示,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转换的翻译更是权力争夺的场域。尤其对于在翻译中长期被遗忘的女性角色来说,话语权力把性别问题重新放大,让女性看到了为自己争夺权力的机会。基于话语权力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文结合话语权力、性别和翻译三个方面,提出在翻译中争夺女性话语权力的命题,并以女性译者祝庆英的《简·爱》中译本翻译实例为证,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女性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实现对权力的争夺。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

夏略特·帕金斯·吉尔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的著名乌托邦小说《她乡》塑造了一群热爱和平、追求平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女性,体现了吉尔曼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前瞻性。     

规训权力与权力话语——浅谈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

保罗·奥斯特是享誉当今美国文坛的一位后现代作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常采用多种现代与后现代创作技巧。在侦探小说的外壳下,表现的多是对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本文试结合福柯的规训权力和权力话语理论,对奥斯特的成名作《纽约三部曲》进行解读。小说通过"被监视者"与"监视者"身份的互换,以及小说人物同权力话语的较量,揭示其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和对迷失的自我的追寻。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她的美》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其短篇小说《她的美》讲述相貌平平却天资聪颖的女孩艾玛瑞里斯在父权制的压制下失去自信心和爱情,在内心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后,她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女性话语权和经济独立,实现新女性身份的转变。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小说进行解读,通过分析吉尔曼对新女性潜能的挖掘和对男性形象的塑造,揭示其对女性创造力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展现和对构建和谐两性关系的呼吁。     

融入自然,建构自我——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她乡》

在《她乡》中,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意识,构建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融、人与人平等和关爱等女性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乌托邦。这恰好与当下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相吻合。本文通过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解析,解读小说《她乡》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从而得出只有遵循生态女性主义,解救自然生态与人类自我,建设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才能够进步和发展。     

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林语堂译作《老残游记》

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其锋利的文化政治批评契合了现代翻译研究的文化政治转向,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加多元和广阔的研究视角。具有独特西方文化身份和价值观,有着浓厚自我东方主义思维的中国翻译家林语堂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对《老残游记》的英译本进行了文化霸权的操控,包括在人物形象、写景状物、叙事模式、修辞和语言符号中等进行了相应的文化形象的变形,这正彰显了当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弱势的东方文化碰撞时,＂翻译,作为一种实践,在殖民主义操纵下的不对称关系中得以成形＂。     

维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起止点——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之启示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以宪法的终极目的为研究的起止点,在宪法学视野下,通过缜密的论证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权力架构内,如何克服权力"恶"的维度,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该著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权力设置上打破权力集中强制行使的状态,实现权力的分工和相互制约,宪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达到维护公民权利之目的。     

权力及其解构：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权力空间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擅长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她的获奖小说《给樱桃以性别》采用独特的时空叙事方式,构建了大量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幽闭所、刑场是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表征着权力对个体的约束和支配;言语之城、爱疫之城是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体现了话语集权对个体的影响和规训;构建异托邦是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以空中之城、领域外之地颠覆现实规则,解构现实社会权力。研究温特森作品中的权力空间,可以揭露西方权力体系及话语体系的真相。     

女性乌托邦：《她乡》和《红楼梦》中的“女儿国”

来自于远古母系社会的“女儿国”，已经成为一种代表“女性空间”的文学形象，在中外作家的笔下屡被涉及。将美国女作家夏洛特·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arkins Gilman）的《她乡》（1915 Herland）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所塑造的“女儿国” 进行比较，便会发现两个文本间诸多的互动和契合。尽管两位作者所处的国家不同，性别有异，但他们的女性主义思想却不谋而合，他们借助想像所建构的“女儿国”不仅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也是为超越两性二元对立、建构和谐两性关系模式所作的积极展望。     

《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盖尔·戈德温的短篇小说《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因不满于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试图逃避丈夫和孩子。然而,由于习惯于这一特定的性别角色,她发现自己已无法胜任其他的角色。她陷入忧郁,最终自杀身亡。然而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度社会。     

女性的缺席与在场：从《使女的故事》看反乌托邦小说的革新与发展

《使女的故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部女性视角的反乌托邦小说,它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既一脉相承又具有明显差异性,鲜明地体现了女性作家介入西方反乌托邦文学后,对其进行的颠覆与重构。本文将《使女的故事》置于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之中,对比和考察它与传统反乌托邦小说代表作《一九八四》在女性话语、女性形象等方面所呈现出的关联与重构,进而探讨女性立场介入反乌托邦文学后所带来的发展与变化。     

“他者”之殇——从《觉醒》和《双鱼星座》看女性他者地位的变与不变

他者是客体、次要和从属的同义语,是波伏娃著名女性主义文论《第二性》的立论基础,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精准描述。《觉醒》和《双鱼星座》作为世界女性文学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在揭示女性他者地位方面,虽然存在表象上的差异,但本质的相似性和历史的承继性是不可否认的。社会进步中两性关系的改善毋庸质疑,然而,社会学数据支撑的文本分析表明,今日女性他者地位的本质,采取了更为隐性的形式,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斗争也更呈现新的复杂态势。     

女性电影中的“想象的父亲”与“雌雄同体”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构建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在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认同律法的"象征的父亲"(symbolic father)出现之前的母婴的二元关系时,还提出"想象的父亲"(imaginary father)的概念。作为"第三方","想象的父亲"具有雌雄同体的品质。克里斯蒂娃所关注的母亲、婴儿与"想象的父亲"同在的阶段,对于主体的生成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将聚焦的重心放置在黄蜀芹的电影《人.鬼.情》中的女伶秋云的情感受挫与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之中,透析秋云与钟馗之间的复杂情感。结合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心理分析理论来关注电影中爱的形式和表象,探讨"想象的父亲"在主体建构中的角色问题。     

寡居者的边缘化生存及其时代内涵——《老妇人和她的猫》与《祝福》女主人公形象比较分析

在《老妇人和她的猫》与《祝福》两部短篇小说中,莱辛和鲁迅分别塑造了两个病态社会中的边缘人形象——赫蒂与祥林嫂。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底层女性,赫蒂与祥林嫂在身份与心理上具有相同的边缘特征。同时,因为民族历史文化语境与作家叙事立场的不同,赫蒂和祥林嫂又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与精神内涵。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女性的沉默与抗争－－评赛珍珠的《大地》与《母亲》

赛珍珠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大地》中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表现了一种以沉默为话语特征的中国女性形象;在《母亲》中,则更多地以理想主义精神塑造了一个具有抗争话语特征的女性典型.虽然这两种人物性格话语特征不同,但她们都表现了赛珍珠对中国妇女生存状态的深刻认识和准确再现.通过她塑造的两类妇女形象,中国妇女坚韧、豁达、聪慧和忍让的品格赢得了西方读者的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