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宋诗的“以文为诗主议论”

叶燮在《原诗》中把“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与“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对举,指出了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历代对唐诗的评价都很高,而对宋诗则毁誉不一,争论颇大。确实,唐诗的长处是宋诗的不足,宋诗不如唐诗。但是,宋诗的“以文为诗主议论”的独特之处,正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使宋诗能够以自己的风格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列宁说过:“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确没有提供现在所要求的东西,而是     

叶燮“诗是心声”初探──兼论古人艺术和人生的理想

叶燮“诗是心声”初探──兼论古人艺术和人生的理想潘殊闲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叶燮在《原诗·外篇上》中说：“诗是心胄，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应该说‘“诗是心声”这一思想并非叶燮首创。从《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毛诗序》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     

论元祐体

有人说东坡诗最足以代表宋诗风貌,也有人说山谷诗最足以代表宋诗特色。在我看来苏黄二体都不足以单独代表宋诗,只有包括“苏、黄、陈诸公”的“元祐体”才能代表宋诗的复杂风貌。“元祐体”的概念最早是严羽提出的。他的《沧浪诗话·诗体》从各个角度概括了历代的各种诗体,关于宋代,他说:“以时而论,则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他还从别的角度举到“西昆体”。对严羽所说的宋诗诸体,文学史家袭用其概念,皆     

宋人学唐诗散论

宋代诗歌是很丰富的,无论诗人的数量和留存至今的作品都较唐为多。由于宋诗受到后人(主要是明清)的鄙薄和冷落,迄今为止还没有象《全唐诗》这样较完备的总集,不过我们仅从清人辑录的《宋诗纪事》即可窥探一些消息。历鹗说:“宋承五季哀敝之后,大兴文教,雅道克振。其诗与唐在合离间,而诗人之盛,视唐且过之。”(《宋诗纪事》序)《宋诗纪事》收集了3812位诗人的作品,就比《全唐诗》辑录的     

清代词学正变论

正变论是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滥觞于两宋,明代正式明确提出,词体正变的讨论在清代十分热烈.正变的内涵颇有差异:有以婉丽为正,有以清雅为正,亦有以风雅为正;对待正变的态度亦有不同,有崇正抑变者,有只分正变而不分高下者.清代词论家对正变认识的变化与清代词学流派的更替相对应.正变论不仅涉及词体风格形态、创作的价值评判,而且关乎词学的走向,是清代词学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     

试谈黄山谷的“以文为诗”

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一文中曾说“宋之有苏黄,犹唐之有李杜”;并指出黄山谷“畦径风格,尤为显易,最足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作为一代诗坛的领袖,黄山谷独树一帜的畦径风格、美学风范,尤为突出的表现在“以文为诗”这一特色上。 所谓“以文为诗”,就是以写散文的路数写诗,“以作散文之法作诗”。缪先生说: 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馀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论宋诗》)这里缪钺先生指出“以文为诗”即“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它体现在取材上,则是写“琐事微物”、“馀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     

哲理·情感·意象·议论——苏轼哲理诗之我见

长期以来,诗和哲理一至被规为似乎不能相容的对立物,认为哲理会导致诗的抽象和枯燥。在西方,如狄德罗说:哲学思辩导致说教和枯燥的风格.中国传统的观点也多持此论,如严羽认为诗是“吟咏情性”而’不涉理路”的,明朝人则更进一步,认为阐发哲理是散文的专利,与诗无涉:“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更有甚者,则有由此而全盘否定宋诗的,认为”宋失之理趣”近年来,学术界对苏轼的哲理诗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于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宋诗和苏诗在中国诗史的地位,都是不无意义的。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原诗》诗学概念关系考辨

叶燮在《原诗》中提出了一系列诗学概念,主要涉及两大部分,一是诗学源流,有正变、盛衰、演革、因创；二是诗歌创作,在物包括理、事、情,在我包括才、胆、识、力,中间又以法相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然出于纠正明人论诗过于极端的需要,叶氏诗歌创作论中的一些观点显得稍有偏颇,值得商榷。厘清这些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图形的方式呈现叶氏观点,并对其加以调整、修订,有助于我们清晰深透地把握叶燮的诗学观念,加深对《原诗》诗论史价值的认识。     

从二雅中的宣王时诗看毛诗学派的历史化阐释

郑玄在注释《十月之交》时对《六月》的创作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是汉初经师有意改动了篇目次序。这说明毛诗学派对宣王有特别的偏爱,一定要把宣王当作承接正雅和开启变雅的关键性人物,着力塑造其形象;而《六月》则被用来充当正变雅的转折点。本文通过分析毛诗学派对＂宣王变雅＂的阐释,希望对更深入地理解毛诗学派的历史化释诗方式有所启发。     

"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论梅尧臣的诗风

论梅尧臣的诗风艾思同宋诗在北宋中期始显出独具的面目，而为肇端者当推梅尧臣。故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以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对这样一位影响后世的重要作家，众多文学史著作都认为其诗风是“平淡”。朱东润先生在其《梅尧臣集编年校注》里则持否定意见，而同...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

梅诗师韩之奇险论唐春生梅尧臣师法韩愈，前人、今人早有评说。清田山《古欢堂杂著》云：“梅、欧、王、苏、黄、陆，皆……入昌黎之室。”叶燮《原诗》云：“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韩愈）为之发其端。”夏敬观《说韩》云：“宋人学退之诗者，……梅圣俞亦颇效...     

西周礼乐文明之诗乐关系辨

就西周礼乐文明中诗乐关系的认识,历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诗先于声乐、声乐迎合诗。另一派则认为声乐是诗的根本,声乐在诗之前,诗要求合声乐。检索分析出土和传世文献,我们发现在《易》和《诗》的时代,较之于“诗”,“歌”更经常地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诗歌艺术,而“诗”则更像是乐教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综合诗乐歌谣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我们发现,发乎自然性情的歌天然合乎自然之声律,乃诗之前身——歌谣;而服务政教事功的诗却要求合乐而“中声之所止”;因诗制乐旨在诵美讥过的诗道乃是始于制礼之后,而制礼做乐发生在周代,做诗配乐也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志情相融 别具意韵——中国古代讽刺诗初探之二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志”与“情”的争议是时起时伏,掀波旋流。或主“诗言志”,或日“诗缘情”,或谓志先情后,情以代志。“春秋战国到汉代末年,都崇尚诗言志之说,到了六朝一变而为‘缘情’。”宋元明以后则大兴所谓《诗经》主志,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之说。“三主”论是否符台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禅沿的实际,非本文重点所在。至少说中国古代讽刺诗的“志”与“情”是难分难解的,不能硬行给其套上“三主”。一“诗言志”是先秦文论给诗歌内涵下的最早定义,并见诸(《尚书·尧典》:“诗言     

论《西昆酬唱集》在“唐音”向“宋调”转化中的作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杨亿编选的一部唱和诗集,是“西昆体”的代表著作,在唐诗向宋诗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题材内容看,《西昆酬唱集》中的感事述怀诗、咏物诗和言情诗等比唐诗更广泛深刻地描写日常生活,使诗歌更趋通俗化;从艺术功能看,《西昆酬唱集》开启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从传承和影响看,《西昆酬唱集》既充分学习和吸收了几位唐诗大家的创作成就,又发展和影响了一批宋诗大家的创作倾向,在“唐音”向“宋调”转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温柔敦厚”与“风雅正变”——清初遗民对传统诗学的接受与突破

“温柔敦厚”诗学生成于“华夷之辨”思想张力尚未完全形成的春秋末期。《诗三百》“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变风变雅”存焉。对于“温柔敦厚”诗学,后世倡导者有之,突破者有之。明清易代,中原板荡,华夷易处,遗民直面传统诗学,主张风雅正变系乎时,认为“愤而不失其正,固无妨于温柔敦厚”,从诗学理论与诗文创作两个维度实践“变风变雅”之音,实现对“温柔敦厚”诗学的接受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