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的乡绅形象书写

受齐鲁地域文化影响,王统照善于从道德视角观察和描摹人物。兼具传统与现代文化修养的王统照在小说创作中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塑造了众多性格丰满的乡绅人物形象。按照时间序列,乡绅分为旧乡绅和新乡绅,王统照对两类形象都有所描摹,并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和心路历程。王统照的乡绅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主流的“反启蒙”叙事,具有以小窥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新乡贤出场的三重要求及生成路径

乡贤是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是乡贤活跃的深厚土壤。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以及近代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农村,乡绅(贤)逐步从乡村治理中退场。新乡贤出场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即近代以来乡村精英长期的单程流动,导致乡村内生性建构力量不足;面向后喻文化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乡村精英协同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质和量两方面破解乡村精英不足的瓶颈,构建新乡贤出场的平台。新乡贤是开放的精英群体服务“三农”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本质既是知识创造价值的时代体现,也是能力本位的时代体现。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任务型经纪：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新范式——基于桐乡“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

中国有绅治传统。近年来新乡贤作为新兴主体被逐渐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中,中国乡村治理中的精英参与由此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借鉴杜赞奇“经纪机制”概念,结合桐乡市“乡贤+三治融合”的田野观察可知,在乡村振兴与项目进村的时代背景之下,“任务型经纪”替代了旧有的保护型经纪、赢利型经纪与村干部“多重角色”。新乡贤作为治理主体整合了制度合法性、道德优势与资源支配权,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技术化为特点;其目标责任制呈现任务化、模糊化特性;其运作机制在组织化路径下体现出协商化、人情化的原则。以基层政府与乡土社会互信互赖、协同共治为特征,这一吸纳型治理机制的制度化建构在有效承接国家行政的同时广泛激发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加快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进程的同时有利于促进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之间有效衔接。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H镇的案例观察

新乡贤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为探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H镇的实践为例,考察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条件、机制和成效,并揭示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政策契机、组织平台和乡土情怀构成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依托乡贤组织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多主体参与机制,新乡贤在发展乡村产业、倡导乡风文明、参与乡村治理等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由于认知偏差、激励缺乏、立场各异等因素的影响,新乡贤参与面临着可持续和多层次协作困境,预期成效难以达成。为合理引导和鼓励新乡贤参与、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亟需理顺基层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并为新乡贤参与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励。     

清末新式教育的推广与乡村社会的无序化--以劝学绅董的权力扩张为中心

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开始在乡村大规模推广新式教育.为了满足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加强国家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国家开始陆续在地方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于其后发、外生的特征,作为“国家政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扩张预示着一种与18世纪欧洲不同的道路.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各州县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获得了办理地方学务的权力.但由于国家没有能力使其实现完全的官僚化或完全的自治,在“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下,这些劝学绅董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且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急剧扩张,以及劝学绅董越来越把办理学务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乡村社会中的绅民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许多地方日益呈现出无序化状态.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新农村”内涵的界定与前景研究

界定了新农村的内涵：新农村要建立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新农村的农业经济组织需要更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化；新农村的发展还必须与实施城镇化战略相结合；因地制宜是建设新农村的普遍适应性原则；新农村分类及参考评价指标体系。对新农村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并结合具体案例“武汉市市郊型新农村建设模式”对新农村进行阐述。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

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本是反对新文学的,由于朱自清的介入和时代的急剧变化,刊物逐步向新文学让步,最终被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取代。     

“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观照

上世纪90年代,"新理想主义"文学以反抗市场经济时代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姿态出现在文坛."新理想主义"文学借鉴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资源,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我国当代文化语境具有一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种因素相混合的特点,我国当代的文化语境还不具备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充分现实条件,但是却可以采取横向移植的方式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新理想主义"文学表达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

从具有互文关系而政治倾向迥异的四篇清末新小说可以见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信念,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清末新小说对于"新中国"的想象,具有政治肩蒙目的,以实现"小说"救国的宗旨.但这些小说文本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     

新时期"反思文学"潮流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并具有更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深层的历史意识.论述作为文学潮流的"反思文学"的兴起和轨迹,分析其中的代表作.     

新时期文学中的"后现代"思潮

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 ,“后现代”思潮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有所表现 ,中国当代的“后现代”思潮具有相当鲜明的“中国性” ,它滥觞于“文革” ,植根于中国民间的世俗化心态和相对主义智慧之中 ,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     

新时期"寻根文学"潮流

"寻根文学"是一种文化导根--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族文化形态,着眼于民族素质现代化的重铸.梳理"寻根文学"的兴起与嬗变轨迹,对其中的代表作进行分析.     

论《纽约时报》的新闻平衡--以2003年美伊战争专题报道为例

文章对<纽约时报>的2003年美伊战争报道专题进行内容分析.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将其倾向和立场隐藏在巧妙的信息处理技术中--通过议程设置、新闻启动和新闻架构,把一些观点灌输给读者,阻止另一些观点产生.这表明<纽约时报>并非完全具有新闻平衡和“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文章认为,没有绝对的新闻平衡,因为任何政治制度下,媒体都无法摆脱政府的舆论调控、经济压力受众的压力和媒体自身的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此外,<纽约时报>的新闻信息处理技术值得借鉴.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