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找回伟大的鲁迅和鲁迅的伟大

如何找回伟大的鲁迅,又如何认识鲁迅的伟大?文章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从鲁迅的社会历史发展观,为人生并要改良人生和社会的使命感入手;其次,从鲁迅改造国民性、“立人”的民族复兴的价值目标入手;其三,从鲁迅的创作“主见”及辉煌的文学成就入手;其四,从鲁迅独立、坚韧、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自我解剖的崇高人格,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以及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拿来主义”的科学态度入手.     

启蒙：反思民族传统文化——认识鲁迅的文化评论

鲁迅杂文的主体是文化评论和时事评论。文化评论的思想成就远高于时事评论,因为鲁迅是文化思想家。鲁迅文化评论核心价值,是启蒙,是反思民族传统文化。鲁迅的文化评论集中探索三个重大的命题：一、倡导民族自省精神和反思意识;二、探索和揭露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失败的根源;三、探索和揭露国民劣根性。鲁迅文化评论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不朽精神奉献。     

接近鲁迅的巴比伦塔——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争论的反思

鲁迅形象研究的问题,从形而上层面来看,是国民思想自由与民族精神成熟发展程度的衡量;从形而下层面看,是国民实际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策略。从"政治化"进入"人格化"的鲁迅,是民族信仰在社会转型阶段中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格局形成的直接结果。民族共同体在戒除了狂热的领袖崇拜与脱离了肤浅的阶级政治"乌托邦"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就是精神的何去何从。在"人"的返回之路上,鲁迅形象建构中出现的"凡人化""恶人化"与"庸人化"倾向,充分地显现国民借助鲁迅走出精神困境却又深陷于精神囹圄的矛盾。     

雾海中的灯塔——鲁迅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出现了告别鲁迅、否定鲁迅、甚至猛烈攻击鲁迅的现象。它成为一股颇为强大的潮流,使鲁迅面临空前的挑战。但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另有一些人带着前所未有的情感凝望鲁迅,并向他聚集。鲁迅成了一种支撑,一座精神灯塔。他们从鲁迅那里所获得的,主要是人格力量和精神支撑,是独立人格和斗士风骨,是直面苦难与鲜血而决不闭上眼睛麻醉自己的精神,是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以及坚定、执著地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而奋斗的精神。令人遗憾的是,鲁迅对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反省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已经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威胁着世界安全的时候,在某些政治力量往往以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之名为维护自身特权而抵抗文明潮流的时候,鲁迅的文化努力对名民族都有启示意义。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启民醒、写民魂、开民智、鼓民力、引导国民、振兴民族——论鲁迅的文艺思想

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一生创作和翻译的六百多万字著作,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一生致力于研究民族,振兴民族的事业,把自己的整个心血都洒在中国人民身上。立志考察中国人,从改造中国人入手,改造中国社会,是鲁迅一贯的文艺观念。他努力自觉地用文艺去提高民族知己、自爱、自立、自主、自强的意识。研究鲁迅先生的文艺观念,对进一步理解鲁迅,更深刻地认识鲁迅,更自觉地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精神,继续鲁迅的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自然人性的描写看鲁迅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鲁迅小说在对自然人性的诗意抒写及其后对脊梁精神的深刻开掘中，显示出一代启蒙知识者真实而矛盾的心路历程：从诗意栖居地的幻灭到夹缝中的精神炼狱再到现代灵魂的自我救赎。这种直面人生的精神姿态，充分体现了鲁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患与执著探求。     

也论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最伟大最崇高的一种精神。牺牲精神、战斗精神、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构成鲁迅精神的核心。本文从历史的中间物意识,追求适应中国现实斗争的知识分子人格、批判国民性达到民族进步的目的这三个方面探讨了支撑这三种精神的深层原因,并且分析了鲁迅精神的个性特色     

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精神和作风——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鲁迅的论述

周恩来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查鲁迅,认为他是“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鲁迅精神是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它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在文学上;鲁迅有四大特点,他是文艺界最优秀的战略家;周恩来同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在斗争中加深了对鲁迅的认识,结合不同时期的任务号召学习鲁迅的精神和作风。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