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述论(1978—2020)

作为抗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延安作家群的战时记忆具有“史实”和“心灵史”的价值。延安作家群通过对自身抗战记忆的回顾，叙述了在抗战时期个体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轨迹。他们在长期的身心体验、跨域流动、思想改造以及革命实践中完成了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构。面对新时期以来创作者对革命的批判与反思，延安作家群以革命作家的身份自觉，通过对苦难伤痕的自身超越深情地告白革命，打破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形态下有关革命与伤痕叙述的二元对立方式。在对革命意义的一路追寻中，抗战记忆所赋予的意义空间也提供了他们对于自我定位和群体身份的确认。就其实质而言，延安作家群的“抗战记忆”是对于其自身革命一生的真诚告白。     

战争人生的心灵体验

对于民族记忆而言,战时中国文学留摄下的心灵体验、生命体悟,包含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遭受到的侵略战争的全部回答。无论是战争初期"放逐"、漂泊中"远行者"等形象的塑造,还是战争相持阶段的"怀旧",都表明作家们的感悟超越着战事,而寄寓着对民族长远建设、根本命运的思考。而战时中国文学暴露讽刺的多元形态、哲思的不同取向,也都表明作家的战争人生体悟从民族战争本位向战争本位的转化,呈现出超越具体战争对峙,求索于人类自救和民族自立的内在层面。正是这些战争人生的心灵体验,构成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博大、独异。     

论战时东南作家群

在中国抗战文学的范畴内,东南作家群体的存在无疑是不容忽视的。这曾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作家队伍的集结,它稳稳地扎根于战时东南文坛,为我国抗战文学大厦的建构添加过厚重的基石。然而,时至今日,对这一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群体的描述与评估却仍付阙如,恰如许杰先生指出的:“抗战时期的中国东南地区,在文艺上并不是一片空白。东南也有文艺,也有文艺运动。因为没有开发与整理,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块空白尚待‘填补’”。由是,“开发与整理”战时东南文艺,研究这一段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论当代满族作家民族身份的认同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满族作家渴望在众声喧哗中寻找自己民族的声音,从尘封的历史记忆中发现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印迹.尽管当代满族作家有时难免沉湎于昔日的繁华富贵、优雅自得的旧梦中,尤其是满族家族小说所渗透的贵族意识仍难掩其荣耀感和幻灭感,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的出场.当代满族作家民族身份的认同基本是与民族文化的反思同步的,他们一方面彰显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倾向,另一方面,又在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弱点和缺陷.满族作家直面历史和现实,在寻求民族身份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充当了本民族文化反思和批判的代言人.     

让语文课堂浓郁着美的芬芳

我悄悄地问语文：“语文,美是什么？” 语文回答说：“‘漫步花草中’,是一种浪漫之美;‘游戏雪地里’,是一种欢乐之美;‘帮助孤寡老人’,是一种奉献之美;‘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是一种精神之美……语文之美无处不在,无所不有。”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     

论孙健忠创作中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

<正> 在我国当代中青年作家群中,孙健忠是以乡土作家和民族作家的姿态出现的。作家自己说,我是“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的确,孙健忠的作品,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味。那么,他作品中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是怎样形成并表现出来的呢?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对于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土家族民族文学,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是有益处的。     

刚烈雄强: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审美走向

从强悍民风中汲取力量,高扬刚烈雄强的新格调,是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作家对战时中国文学所作的多方面的开掘,既有将抗战激情直接转化为人物形象的刚健,更延续了“五四”以来对民族尚柔传统的反思,从而以一种巨大的现实渗透力充盈于战时中国文学的整个空间,使雄强成为“提升并迷住灵魂”的美学范畴。     

现代潮中的民族文学

1982年4月,玛拉沁夫在云南民族学院作了题为《关于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他谈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弱点,就是思想闭塞,不活跃。“我们少数民族作家,探索精神不如汉族作家”,因而“老一套东西多,思想不开阔,接受新东西慢”。并且由于思想不活跃,所以“在表现方法上,技巧上,显得陈旧。一个‘新’字不够,一个‘深’字不够,这两个字使我们跟内地的汉族作家比,差了一大截”。尽管这些话不     

周作人论生活与艺术

周作人曾在散文《喝茶》中写道: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这就告诉我们人生与现实是有缺陷的、不完满的,但却依然有可能体会到生活之美和人生的乐趣。他说快乐的真意是能在     

对“以丑为美”评《死水》质疑——与俞兆平同志商榷

《死水》是闻一多用美学上多样化的修辞手法,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著名诗篇.由于诗人用了大量的华丽词藻描绘丑恶的物象,因而评者在“美”和“丑恶”的内涵上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朱自清认为“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①.郭沫若则说:“这(指闻一多的论文《庄子》)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即刻意于此”②.臧克家不同意朱自清的解释,认为“应该把‘丑恶’意会为黑暗现实的反面”,是“另一种力量”,是作者“渺茫的希望”,“是否可以把这希望理解为革命?”③任钧认为臧的说法,“过分牵强”,他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认为“诗人原拟用‘美’来反衬,反讥‘丑’”,但“诗人当时还未能在诗中揭示丑恶现实的本质及其成因,结果‘丑’反而为‘美’的形象所冲淡,所掩盖,而诗人对现实的真实态度,也就显得模糊不清了”④.最近,俞兆平同志师承郭老的说法,不同意臧、任二同志的解释,并说他们产生“偏颇之见”的原因,“盖出于未能正确理解闻一多先生在《死水》一诗中所采用的‘以丑为美’的艺术表现方法”⑤.“以丑为美”是《死水》一诗的艺术表现方法么?这是一个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评价文艺作     

回望故国心自忧——试论瞿秋白《饿乡纪程》中的忧患意识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现实人生、社会现状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瞿秋白的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来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往往是忧世之思的大忧患，与其不同，瞿秋白散文集《饿乡纪程》中表现的是个人之忧的小忧患向忧世之思的大忧患的转化。     

论中国现代都市题材文学的批判姿态

现代文学中都市题材被作家从不同角度以批判的态度关注,着重表现了都市的负面特性:殖民性、腐朽性、封建性,这种批判态度表现出作家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和民族精神的探索。随着当代都市的发展,作家们对于都市的批判姿态应该调整,以开放的新眼光重新思考这一现代化命题。     

茅盾《耶稣之死》对基督教原典话语的转换与重塑

《耶稣之死》是茅盾1942年在桂林创作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之一,取材于《新约.福音书》。作为为人生的艺术理念的实践者,茅盾一生执著于对民族、国家、革命等宏大命题的叙述,倾向于从基督教原典话语中寻找救世理想和新生动力,寻找个体和民族摆脱苦难的途径。茅盾有意摒弃了基督教的原罪文化意识,代之以强烈的社会文化批判理性,采取隐喻策略宣泄着内心的悲愤情绪和向死而生的反抗意志。这种故意的误读,是中国作家面对民族国家命运多舛、社会现实混乱不堪、个体生命无处从容安居的困局时所作出的一种文学观乃至世界观上的自为选择,体现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情感和激切的批判情怀。     

略论创作方法的个性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札记

文学史上每个大作家的创作方法,都有它的共性和个性。创作方法——形象地反映现实的方法,决不是什么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在人类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和丰富起来的。我们通常所谓‘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无非是对这一群作家或那一     

关于西汉“大工商业者”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的“工商业奴隶主”谬论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正在全国深入展开。打好这一仗,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各条战线、各个地区和各个部门要紧密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发批判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批判,粉碎他们     

陪都重庆的现实剧与历史剧

陪都重庆的话剧创作中现实剧与历史剧并存,完整地显现出战时生活中的现实追求与历史追寻,通过喜剧、悲剧、正剧的多种体裁,来进行史诗性的文学叙事,以展示重庆话剧运动在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论汪曾祺文化人性与创作个性的相互渗透

“一个人的风格和他的气质是有关系的。布封说过:“‘风格即人。’中国也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趋舍不同,静躁异趣。”汪曾祺,出生于苏北的一个农村文化古镇,从小就倍受家庭文化的熏陶,成年后又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文化人性图式,丰富自己的文化人性内涵。成了作家,更是以自己的文化之笔,去抒写富含文化意     

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兼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

自晚清发端的民族复兴观念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至九一八事变后形成广泛的民族复兴思潮，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复兴之道。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前途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诸如《抗战建国论》等大量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国民党人直接运用“民族复兴”话语不同，中国共产党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战时期虽也不时使用“民族复兴”、“中国复兴”等话语，但更多的是运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等来表达他们的复兴之思。话语表达的差异，反映出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信奉的理论的不同以及由此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坚信通过抗战建国尤其是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才能实现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也才能够复兴。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积极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