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语言——关于“容与堂本”的字句研究

二《水浒传》的早期刻本,在字句方面有很多不够完备的地方,以后的刻本就有逐渐修改的倾向,“容与堂本”也不例外,早出的版本,字句也难免有不完备的地方,而“内阁本”就有修改。一般都认为,“容与堂本”是以“天都外臣序刻本”为底本而刊行的,这两种版本的异文以及增添或删改之处,在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水浒全传》校勘记里面都注出来了。现在我们用“内阁本”作底本,再用其它本子加以校勘,从总体上来看,关于字句的差别大约不足一千个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括注"区别于xx"的动词释义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给出了“跟xx相对”这个括注的使用说明，与此接近的一个括注是“区别于xx”，但对它的用法没有明确的交代。从动词的括注看，“\ 区别于V2”不及“\ 跟V2相对”用得规整。调查发现，“区别于xx”的应用还有模糊混淆的问题。研究尝试提出了重新判定、删改、增补释文等建议，希望使词典对括注的使用更为恰当。     

《唐僧弘秀集》版本考

《唐僧弘秀集》除日本江户刻本为3卷外,我国历代著录、版刻皆10卷。南宋书棚本为后世一切版本之祖本。明黄鲁曾刻本与书棚本文字接近。沈春泽在常熟时先据何季穆藏抄本刻成秋雪堂本,后将版片携至白门校改后重印。毛晋刻本底本或为秋雪堂本。毛?在其父毛晋刻本的基础上,参校宋本重刻。四库本即源于毛?刻本。另有香港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藏明刻本,上海图书馆、静嘉堂文库藏抄本,日本国会藏江户刻本传世。     

《绿野仙踪》版本、作者再证

《绿野仙踪》版本分抄本和刻本两个系统,抄本一百回,刻本八十回。刻本晚于抄本。刻本是以现存之两种百回抄本中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删改而成的。作者李百川敢于在书中讥刺当朝皇帝,具有无畏的勇气和反封建的思想。     

秦国“什伍”、“伍人”考——读云梦秦简札记

一千多年来,中外学者差不多都认为秦国的“什伍”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根据主要是《史记》载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牧)司连坐”的三注。即索隐引刘氏云:“五家为保,十保相连。”正义注:“或为十保,或为五保。”索隐又注:“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但一九七六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的大量资料证     

屈赋音义"考──兼以此就正于汤炳正先生

戴震（字东原）《屈原赋注》书后附《音义》三卷，习惯上称为《屈赋音义》，其作者为何人，有清以来无定说。笔者论定其为戴震作，请略述如下。一、写本与刻本的异同戴震《屈原赋注》，今所见有刻本与写本两种。刻本十二卷（《注》七卷，书后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     

《文选》李善注中“感甄”故事考论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中载有感甄故事,通过与《西溪丛语》、《默记》中有关记载和考证的分析,可以推知现存《西溪丛语》中自"李善注《感甄赋》云"以下恐非姚宽所引,而是后人补入,而姚宽未尝见此"《记》曰"一段注文。要利用《西溪丛语》此文,以证明尤刻本别有所据或尤刻本出赣州本别本,恐均不能成立。     

“九五”时期突破性发展县域个体私营经济的思考

本文对“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与操作模式提出了新创见，即“两部类发展”和“保大放小”理论。同时，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进一步解释了个体私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新的“增长点”，主张大力发展带“农”字头或为农服务的个体私营经济。     

读书是在寻找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说破读书本质，“心灵”而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一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天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土，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管子》中都四子本与南宋初浙刻本的比较

明弘治七年朱东光刻印的中都四子本《管子》,系据刘绩《管子补注》翻刻。与南宋初绍兴年间刊印的浙江刻本相比较,四子本更注重用字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收录二十余条通行本没有的注解,是在原《管子注》的基础上做的修订与提高;用字能订正浙刻本及通行本的讹误;补充浙刻本没有的句子,使《管子》篇章更为完善;《四时》《霸言》《版法》篇章顺序与浙刻本有不同,后两篇以浙刻本顺序为是。四子本脱文、衍文、漏注情况比较严重,注解与浙刻本亦有很大不同。清代学者王念孙、戴望均参考四子本以订正通行本。     

袁枚《续诗品》校记

《续诗品》版本较多,今据乾隆刻本及《昭代丛书》、丁福保辑《清诗话》、郭绍虞注《诗品集注·续诗品注》等主要版本校勘(下文先引出者为乾隆本,其它以辑、注者姓氏简称),其余诸本无特异处,不拟胪列。至于异体字,如“(?)”作“(石臣又土)”、“(艹夸)”作“华”等,则不备举。     

论声母分合(续)——《扬雄方言音辨》问题之一

叁舌面后音一、K——K《楚辞·九歌·国》:“操吴戈兮被犀甲。”王逸注:“或曰操吾科。吾科楯之名也。”“戈”是见母,“科”是溪母。《周礼·壸涿氏》:“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沈之。”杜子春注:“橭读为枯。”“橭”是见母,“枯”是溪母。《礼记·内则》:“起敬起孝。”注:“起犹更也。”     

论投资的所有权问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从法律上看,任何投资都是所有权的实现.投资采取的法律形式不同,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权利属性也有性质上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运用“单纯所有权”、“最终所有权”等称谓概括投资者的权利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在多样化的投资方式中,投资者因投资而获得的财产权利或为债权请求权,或为单一所有权,或为共同所有权,或为一定股东权.     

“正始之音”论

古代典籍中的“正始之音”或为玄学概念,或为音乐概念,或为文学概念。作为玄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魏晋清谈风尚;作为音乐概念的“正始之音”,指具有中和之美的纯正音乐;作为文学概念的“正始之音”,指作品寓意深邃,内容纯正,风格古雅,音节谐美。“正始之音”作为典故用时又常指一种优良传统。因此,将“正始之音”作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的代称并非不可,但易引起混乱,须加以明确界定及必要说明。     

中师语文课本注释商榷二则

一释“一盏寒泉荐秋菊”“荐”在中师语文课本《文选和写作》中凡两见。一见于第一册刘鹗《大明湖》中“(古水仙祠)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舫穿藕花’”;一见于第七册鲁迅《自题小像》中“我以我血荐轩辕”句.编者对这两处“荐”均注为“献给”,笔者以为对前者也注为“献给”是值得商榷的。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原因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旗亭记》作者考辨

清刻本《旗亭记》以"雅雨堂两种曲"名义刊行,卷首未署名,因此其作者归属颇具争议。勾稽史籍、文集、笔记等并深入考辨后可知《旗亭记》原为金兆燕所作,后经卢见曾润色删改。《旗亭记》在作者归属上的争议,反映了清人著作权意识淡漠的普遍现象,而幕主与幕宾社会、经济地位不对等的主从关系,则是著作权发生争议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