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探析

江南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在中晚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其学问旨在修正阳明后学的空疏弊病。陆氏反省中晚明士人远离“明经”之旨的现象,他在认同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对于阳明后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陆树声不积极支持阳明从祀,对王学末流的虚谈之风也提出批评,他强调由深造自得而“致”良知,并警惕阳明后学“跻阳明而为禅”的倾向。陆树声平以济世的学行特色,在他的学术取向、文学表达与言行实践中均有体现,亦是中晚明学者深入反思和救弊阳明学说的缩影。     

李材的“知止”思想及其定位

面对阳明后学所造成的"玄虚""情识"之弊,心性问题成为晚明儒者的核心关切。李材立足于《大学》的"知止"观念,将阳明学内向体证的工夫直接贯彻到"性体"这一向内追究的逻辑终点,同时尝试从人伦日用中识认性体,反对将知止工夫局限于单纯自我意识的领域,以便与佛老的心性工夫划清界限。李材对心性之间内在张力的自觉,体现了他对朱子、阳明两种理论分殊和弊端的反思,最终指向对于儒家心性和秩序关系的思考。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晚明阳明学士人的“明太祖情结”及其思想意涵——以杨复所、管东溟为中心

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使之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削弱了阳明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焦竑著述考略

晚明学者焦竑一生勤于著述,所撰诸书遍及经、史、子、集,然因清廷禁毁,散佚较多,流布不广,今存者仅有十余部,是研究焦竑学术的重要史料。     

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论罗汝芳的生命之学

罗汝芳之学以求道为核心,以安顿生命为目的,所以他把学问的生命修成了生命的学问,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智慧,他通过仁者寿的观念而拥有了人生之方向与人间生活之准则。罗汝芳也因此成为了晚明儒家学者中的特异者,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巨擘。     

“合内外”视野下阳明后学的发展及其分化

阳明后学的分野一直受到关注,王阳明融《易传》《中庸》《大学》合内外思想为一炉,通过创造性诠释"格物致知"以纠宋儒务外而遗内之偏,重新确立"合内外"致思路向,王阳明"合内外"的境界可以说"无内外","无内外"之"合内外"是即内即外,即外即内。阳明后学延续了王阳明的这一思路向继续拓展,但在如何"合内外"或"无内外"的工夫路径产生分歧,形成三种路向:王畿代表以内合外,消外以归内的合内外路向,工夫落在正心上;钱德洪代表着以外合内,由外显内的路向,工夫落在格物上;罗洪先代表着融贯内外,即内即外的路向,工夫落在知止上。其中罗洪先融贯内外与阳明合内外的方式最为接近,承续了王阳明的合内外之道,可谓阳明学之嫡传。     

阳明良知学中的“情感”因素初探

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传统张力中探讨了阳明良知概念中的情感性因素,并借助耿宁先生在其近作《人生第一等事》中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情感性因素在三个概念中具有不同地位。第一个良知概念来自孟子的四端,突出了道德认知中的情感性动力,以克服了朱子道问学的成圣路径中知与行分离的问题。在第二个概念中阳明以“是非之心”涵摄四端而突出了良知的理智判断与统摄能力,但是阳明又将“是非”归结为“好恶”,未免开了后学“以情识为良知”的流弊。第三个良知概念以真诚恻怛万物一体的情怀为良知本体,以戒慎恐惧为保全心体之天理的工夫,良知本体情理兼备,但作为天理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是本来具足的先天灵智,并非来自格物穷理的道问学工夫,因此阳明的良知学即便在其重视理智处仍不同于朱子学。     

“明心”与“成性”——关于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几个问题

＂悔过自新＂说是李二曲工夫论的基石,其建立对现实人性所进行的分属基础之上：人性具有先验的善性,但后天的习性对先验的人性本有之善具有一定的侵蚀,这即是恶的来源。＂悔过自新＂就是克除人欲之私,使先验的善性在人心能够呈现。二曲强调＂悔过自新＂的工夫应从日用常行着手,随事磨练。这一观点既坚持朱子道问学的传统,又强调了陆王心学尊德性的意旨,对中晚明以来的王学末流废修言悟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显示出二曲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融摄的特征。     

试论明末浙东施邦曜对王学的理论修正

明朝末年，宦官弄权，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极大地打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在思想上起过一时振动效应的阳明心学，由于后学的纷论繁说，以及理论上的偏颇，已逐渐丧失了对人心的羁绊作用，于是，在王学的内部出现了对王学的修正思潮。在浙东，著名思想家刘宗周、黄宗羲等，他们既是王阳明思想的积极因素的继承者，又是阳明心学的修正者，他们对阳明后学所宣扬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思想产生厌倦，而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现实问题，他们批判王殿弟子们的“说玄说妙”是对王学的曲解而“流于禅…     

日本大谷大学藏明刊孤本《四太史杂剧》考

<四太史杂剧>,仅存日本大谷大学,含明杨慎<洞天玄记>、王九思<游春记>、胡汝嘉<红线金盒记>、明陈沂<苦海回头记>,万历间新安刊本.<金盒记>为孤本;另三剧在版本上别具价值.此书实系明焦竑选录,授意门人孙学礼编校刊行.从龙洞山农所作序文,可见明代著名理学家焦竑对于晚明以金陵为中心的戏曲评论与刊刻活动的巨大影响.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重要人士,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由师承考述可见,罗汝芳的泰州学脉归属有误判之嫌。从阳明学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学术传承具备独立江右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思想家弟子门人诗文的搜辑和考辨,得证罗汝芳晚年思想呈现出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就以上两点展开探究,对罗汝芳思想的重判具有重要意义。     

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

晚明儒家赵维新隐居于山东聊城乡野,不求闻达,潜心问学,得心学大要,以顿悟为教,以道援儒,汇通佛儒,体现他作为北方阳明后学重镇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赵维新透过对真心、真性等心体与形体哲学范畴的理解与重新建构,直指人心,与阳明心学的直觉主义相契,体现出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