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常人”拒绝媚俗——对当代中国文化病症的反思之一

本文从哲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入地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中“常人”统治的现状;肯定了文化生活中的媚俗现象与“常人”统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媚俗现象的具体表现和成因,主张确立批判意识,告别“常人”,拒绝媚俗。     

论陕北前期丁玲文艺思想的二重性

陕北前期,在对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上,在对文艺表现目的和表现对象的理解上,在对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评判上,丁玲均表现出了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她宣扬“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大众”和“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另一方面,她又申张文艺的独立性质、文艺“化大众”的责任和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立场.这说明,在丁玲此期文艺思想中同时存在着以政治为核心的功利型文艺观和以个体为核心的启蒙型文艺观的元素.二者的并置,缘于其自我身份的复杂性及其思想意识的矛盾性;同时,在那一时期也具有其典范意义.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现代乡土小说的悲剧审美追求

出于知识分子对现实和自身的强烈危机意识，现代中国乡土小说或显或隐地都表现出“悲凉”的现代审美追求。伴随着作家不同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姿态，以及中国现实与革命对乡土阶段性的影响与发现，演化出了不同的悲剧风貌。     

金岱写作的现代性立场

学者小说家金岱的思想言说,构成了当代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立场之重要一元。由《侏儒》、《晕眩》、《心界》构成的“精神隧道”三部曲,以“哲学心态小说”的形式,直面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人格现状,深刻挖掘其社会历史成因,并提供一个可行的出路;小说形式上的实验与创新也别具一格。金岱思想随笔在对当代人文现状的分析中倡导“重建精神规则”,延展了“启蒙”与“立人”的话题。对文学本体言说方式及其对大学现代精神建设作用的探寻,体现了金岱现代性言说的建设性立场。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

本文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间的关系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文学史的角度 ,确立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 ,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三种主要民间理念 ,即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 ,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民间观 ,从民间立场理解“民间”的民间观。这三种民间理念在不同历史情境和不同作家创作中又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 :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 ,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 ;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 ;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福柯、马克思与人道主义问题

站在极端的反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福柯不仅否认阶级性,也取消了一般人性。他拒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辩证法,取消阶级论和革命论。完全排斥阶级分析视角终使福柯的“权力”思想因失去了立场而走入死胡同,最后逃入个体的美学解放的乌托邦。     

民主人权与人的世纪--论开明派的政治文化观

从启蒙主义立场和平民主义思路出发 ,开明派在文化传播中努力向青年传导民主人权的精神观念 ,也在政治斗争中积极运用这一武器向独裁统治宣战。在此过程中 ,他们着重分析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 ,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 ,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文化岗位 ,与民众一道迎接时代大潮的洗礼。     

从建构到解构: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叙事策略的演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策略发生了从建构到解构的骤变。"十七年"至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以宏大叙事、理想化形象塑造和集体记忆的书写为主要内容,建立个体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同构关系,获取政治认同;198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明显的拆解意图,作家以对重大主题的规避、"反英雄"形象塑造和个人叙事立场确立了解构的叙事策略,体现了当代作家对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深化和个体意识的觉醒。1990年代以来,作家对知识分子精神价值过度消解,漠视理想和意义的存在,非但无法获得反思的深刻,也使小说陷入了祛魅的歧途。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抗战文学语境中的战国策派文论

“民族意识”和“悲剧精神”是战国策派文论的核心概念。前者是对战时国家权威话语的顺应,是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所致的现实关怀;后者是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所致的终极思考。既顺应又超越时代主潮,正是战国策派文论在抗战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意义所在。     

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厚今薄古”是“厚古薄今”的反面提法。为什么有些人要“厚古薄今”呢?主要是企图逃避现实。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而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则是表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所以要想从“厚古薄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工     

士者何为——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小说创作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蜕变的年代.作家的写作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精英意识被市民意识所取代,日常生活成为作家的关注对象;欲望追求和由此而来的人格裂变,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神性的"祛魁"书写,其独特的精神特征所延伸出来的生命状态、价值立场表征了知识分子精神的沉沦,世俗言说得到了极度释放.     

角色转换与百年报告文学之流变

２０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崛起表征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批判现实。有所言说的论坛;战争及建国后的特殊情势使知识分子走向边缘,报告文学作者淡化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改革开放,激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但话语空间的扩大,并不必然伴随报告文学的真正繁盛。     

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三题

在今天,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进程其密切的相关度骤然加大增强了。知识分子曾经历的荣辱沉浮和现实的处境地位,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角色效应、功能发挥及在未来社会中的职责使命等等,都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自身话语和纯粹的学术话题。它们业已成为一项项紧迫的现实议案,有待实践性的阐释与解决。知识分子概念、类型与传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非“有一定知识的人”首先出现于近代西方。从思想史角度追溯,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与18世纪启蒙运动有关;从词源学上考察,19世纪出现的俄语“intelligentsia”是西方“知识分子”（inte…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生发,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对现代性的感受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民粹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原罪意识”又演绎出相同的民间立场,使他们具有双重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是产生民粹思想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负罪感使鲁迅强烈地想借助现代性改良社会、启蒙民众,以自由意志坚守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在对封建主义色彩的政权体制又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复仇主义姿态。托尔斯泰从“忏悔的贵族”到“赎罪的自觉”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在道德范围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张承志带着青春时代红卫兵情结融入底层民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对底层人民的忏悔表现出宗教性质的感恩和礼赞。     

彷徨者的哀痛与归途--评《沧浪之水》

长篇小说<沧浪之水>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的传统的社会角色转换过程.小说描绘出在市场经济历史语境中,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根基被解构,精神空间被排挤,虚无主义盛行的现实,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内心挣扎和痛苦.小说以话题的现实和尖锐性,拓展了当代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精神深度.     

知识分子的流浪和业余精神——读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爱德华．W．萨义德，这位巴基斯坦裔美籍文学批评家，因其双重身份，对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特点以及知识分子的特质和权威的关系都有自己的体认和独特认知。在其《知识分子论》中，他站在理想和现实的立场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审思。     

左翼浪漫文人人格精神之反思

在“艰难的选择”中历经的精神矛盾与痛苦是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现实和思想特征。以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浪漫精神是左翼浪漫文人走上政治革命的起点 ,也是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的基因 ,并由此导致了启蒙与革命的错位、个性与信仰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