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道德：法治文化的二元论

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是理性和道德。然而，理性和道德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其中联系表现为理性最初源于对道德的遵循，而区别则表现为理性一旦脱离道德的含义，便会背离法治的道德内核。正是理性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替上升的关系勾画了法治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运行轨迹。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和谐社会建设中法治文化基本问题研究

运用比较分析、语义分析和规范分析的方法,以正义为视角,研究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法治文化的基本问题.结果表明: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文化,它是以正义为价值取向、规范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理性法律文化状态;它有利于公民遵守法律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法治文化的构成体系是以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为核心形成的有机文化联系整体.以上基本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法治文化的建设指明路径.     

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

虽然总体上而言,道德的生长方式是自然演进的,但不排除在特定时空或条件下,理性建构亦可起到一定作用。以理性建构为主导方式的法治,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道德演进予以理性干预,改变其演进过程。为提升道德调控力,道德演进的法治干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彰显被遗忘的道德,二是重拾被放逐的道德,三是助力新生长的道德。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己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理性基础

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 ,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经济运行的导向力、经济个性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道德的审美特性与德育审美化

一、道德的审美特性 道德与审美是两个既区别又联系、既分离又融合的概念。道德是指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劣、荣誉与耻辱等道德范畴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和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通过各种教育形式和社会舆论,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理想、信念、习惯和传统。审美是指审美主体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活动,它通过艺术形态和审美心态去把握色彩斑斓的宇宙和人生。具体而言,道德与审美的主要区别有两点:第一,在活动对象和范围方面。道德表现于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它主要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审美不仅表现于社会意义和社会实践,而且存在于人与物质世界、人与自然界、人与艺术作品等方面的关系之中。在活动形态与方式方面,道德主要表现为一定的理性意识和行为规范,审美则主要表现为某种感性体验和情趣感受。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理性基础

市场经济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运行的导向力、经济个性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法治理念: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精粹

法治理念产生于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模式”以及文化精神和公民政治共同体,其表现为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作为人类政治文化的智慧,是古希腊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贡献。     

德—法整合的法哲学原理

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法论和价值观难题 ,只有在以有机性、整体性为方法论 ,以社会文明的生态合理性为价值观的法哲学的辩证体系中 ,才可能获得理论解决。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由此展开为“必须”—“应当”合一的逻辑结构、“家”—“国”一体的历史结构、伦理—政治生态的现实结构。三者的统一 ,就是法哲学的辩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道德与法律 ,德治与法治 ,得到了逻辑、历史、现实的整合。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法”并治论

本文论证了中国古代“德法”并治方略的产生、形成和基本内容,思考了“德法”并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认为“德法”并治的消极实质是人治,与现代的法治相对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应该清除传统法律文化即“德法”并治的消极影响,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进行制度创新和设计。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法的道德基础论证

法律主治要求调整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唯一准绳是法律。法治所依据的法律是良法 ,它的生发点在于道德 ;法律的施行过程需要道德的支撑 ;广大人民遵守法律的落脚点在于一种道德自律。从立法过程到适法过程 ,从执法主体到守法主体 ,都体现出法的道德性基础     

公民守法道德的向度及其养成

公民守法道德作为实现法律的德性保证,其对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在向度上,公民守法道德表现为强制守法、自觉守法和信仰法律三个层面.就实现条件而言,公民守法道德的养成离不开公民意识和保障机制的确立,也需要政府切实有效地履行自身应尽的责任.     

论治国模式与机制——人治、法治、德法兼治利弊之比较

本文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 ,分析和比较人治、法治和德法兼治运行机制依不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利弊 ,并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机制互补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在治国中的显著作用 ,从而使我们坚信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道路的正确选择     

德与法关系模式的现代性思考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作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备受关注。需要我们思考的是,中西方思想家都曾探讨过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所不同的是中国最终走向了"人治";而西方则走向了法治主义的道路,继而在现代出现逐渐融合趋势。因此,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德与法关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法治与德治的双轨建构

法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两类行为规范 ,二者的关系历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探讨不衰、争论不休的法理学问题。从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 ,到西方三大法学派的观点演变 ,二者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作为同属社会调控系统子要素的法律与道德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作为治国方略 ,既要坚持以依法治国为主导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又要坚持以以德治国为基奠 ,深入强化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合理的双轨建构使其功能达到最优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也是党和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即为其实现的必要途径。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论“以德治国”与思想道德建设

江泽民“以德治国”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德治”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但“以德治国”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要以“以德治国”的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