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实际上也就是文学家族.这是江南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相互作用使然,由此也充分显示出江南文化家族在清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清代文学史发展中,江南文化家族的参与程度极高,从一定意义上说,江南文化家族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清代文学创作力生成的过程.因此,对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将有助于理解清代江南文学作者群的成长和创作环境,也有助于理解其创作的源泉和特质.     

唐代文学家族的地域性及其家族文化探究

唐代文学家族的兴盛,就地域性而言,多集中于两京地带与江南东道,而陇右、剑南、黔中等地区处边隅荒芜之地,文化相对落后,文学家族较少.在文学家族的人员构成上,或父子,或祖孙几代,或兄弟多人.从时间段上看,唐初文学家族多文化世家,除诗文传家外,还擅长经学、史学,而后期一些出身寒门的文学家族则无深厚的文化根基.另外,唐代文学家族的文化属性则丰富多彩,如家族中拥有大量的庋藏,家学内容呈多样化的趋势,既有经学、史学、文学,也有书法、绘画等技艺的传承.在家族的文学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文人创作时的崇宗意识;家族内部的文学研究与交流;郡斋诗文集会的家族化现象以及对家集的编撰等内容.此外,文学家族的家学中尚有变异性的特点,特别是外家之学的传承,既丰富了家族原有的文化传统,又增强其社会适应性,为家族的兴盛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

近几年文学研究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其中"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出现非常值得注意和期待."文学家族学"之成立,是基于文学与家族之间所存在的特定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联系.它主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与规律.它因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相交叉而派生,是文学研究力求吸纳不同知识体的思想资源以深化本体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清代浙西平湖文学社群考述——以“东湖”、“洛如”、“艺舫”为中心

将社群概念引入明清诗文研究并进行重点关注是一个创举,继而深入挖掘文学研究视野中的地域社群所应该具备的诸多特征亦是题中应有之义.清代平湖地区的文人结社数量之多,诗人参与度之高,形成的文化张力之大,影响之广,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以“东湖”、“洛如”、“艺舫”为中心,平湖的文学社群形成了一个带有明显传承性特征的发展史.认真考察和分析清代平湖地区诗社的具体传承与发展状况,对于丰富和深化地域文学社群的认识,大有裨益.     

俞樾与常州恽氏家族交游考论

晚清大学问家俞樾与常州恽氏家族有过较为密切的文学交游,为其作序、写传、诗词唱和等,这一交游对恽氏家族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双方“硕儒”与“文学世家”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份文学切劘交流具有不同一般的深刻意义:既体现出清代主流社会对女性文学创作的支持和鼓励,也体现出传统文人对所谓“文学世家”、“家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以及世家大族对与文坛宿儒交往的高度重视.     

文学世家的联姻与文学的发展--以明清时期吴江叶、沈两家为例

文学世家是中国古代一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吴江的叶、沈两家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著名的文学世家,两大世家曾经三代联姻.这种文学世家间的联姻对文学产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联姻构成彼此间在文化上的门当户对,这使得成长于文学世家中的女性,在出嫁后仍然有可能生活在文学(文化)氛围较浓的环境中,从而有继续进行文学活动的可能;二是这种联姻可以带来一种家族间的文化优势组合.这种优势组合造就出一些杰出的女性作家;三是这种联姻在密切家族间关系的同时,也促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文学活动,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朝鲜诗人朴齐家与清代文坛

朴齐家是十八世纪朝鲜诗人和思想家 ,先后四次作为朝廷使者前往清朝首都北京 ,同清代许多著名作家进行广泛的文学交流。他把中国文学、尤其是清代诗人的作品介绍到朝鲜 ,同时又把朝鲜诗人的作品传播到中国 ,在十八世纪中朝文学交流史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论文详细介绍朴齐家等朝鲜作家与清代文人的交往情况 ,并对朴齐家的代表作品及清代文人的评价加以介绍。所运用的都是第一手材料 ,许多是首次公布于世。对于朴齐家与清代诗风的关系 ,朝鲜北学与清代学术思想的交流 ,论文均有专门探讨     

清中期闽诗流派研究——以光禄派为中心

光禄坊是著名的福州三坊七巷中的一坊。由清代康熙中叶开始,此地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光禄派"。本文考察光禄派主要诗人的生平及创作情况,确定黄任是该派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将光禄派诗人的活动分为五个时期;归纳出光禄派的总体风格是清丽韶秀、富有情韵;并指出该派对闽中家族文学、闺阁文学、地域文学的推动作用。     

清代常州女学的兴盛与常州文化

女学的发展、兴盛离不开培植她们的文化土壤.本文试图从清代常州女学的兴盛、清代常州文化的繁荣对女学的影响、清代常州女学为常州文化的重要补充以及常州女性在传承常州文化中担当的重要角色四个方面来论述清代常州女学与常州文化的关系.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18～20世纪初党河下游河道变迁研究

党河是流经敦煌的一条重要河流,现为一条独立的水系。翻检清至民国一些文献资料,发现党河在清初还有余流分两支分别注入哈拉湖和疏勒河。约在道光年间河流西北一支发生断流,民国初年两支均断流,党河从此成为一条独立河流。文章试从自然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分析其变迁的原因,认为党河地区的屯田灌溉是导致党河断流的主因。     

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

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 虽积极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但李朝仍心系大明, 眷恋明朝, 对刚刚建立的清朝表面虽予承认, 背地里却大搞以光复明朝为己任的北伐活动, 并企图与清朝国内的反清势力联手实现“反清复明”计划。伴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以及清朝致力于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李朝逐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 两国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清代词学研究方法刍议

清代词学集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之大成,基础文献研究与理论批评研究皆蔚然称盛,呈现出"众语喧哗"的文学景观。清代词学研究方法是清人应用于词学研究并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通过对清代词学研究方法的研讨,归纳总结清代词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原理,利于客观把握清代词学建构的过程,清晰掌握清代词学的发展态势及演变规律,对发掘清代文学思想史内涵亦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为当代词学研究提供参照借鉴。     

海上结社：超社、逸社与宋诗派在上海的文学活动

超社、逸社是清末民初两个重要的遗民诗社,由私交甚好的一批士大夫组成。这两个诗社在上海的文学活动持续了三年多时间,他们通过频繁的雅集来切磋诗艺、纪念先贤、酬答饯行,既借以抒发亡国之痛,又在精神上相互慰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遗民诗社,他们也引发了不少非议,其历史处境多少显得有些尴尬。     

清代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动因及价值考察——以“毗陵七子”为例

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     

清代阳湖骈文之兴盛及其原因

清代常州府阳湖、武进二县骈文作家众多,成就卓著,在整个清代骈文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自成流派,相对于"阳湖古文",可称为"阳湖骈文"。阳湖骈文的兴盛,离不开清代骈文整体复兴和阳湖作家自身骈文理论探讨与实践的推动,而常州学术文化的发达、阳湖作家间深厚的宗亲关系以及诸人宗亲、师友间频繁丰富的文学交游,对推进阳湖骈文发展功莫大焉。深入探讨阳湖骈文之兴盛及其原因,对系统研究清代江南骈文具有典型意义。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现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增生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晚清文学知识考古式重返,把现代文学起点推到晚清,拓宽了现代文学疆界,并从对现代起源的关注转向如何想象并谈论中国"现代"的方式,引发了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论断对晚清现代性想象的释放,引发十七年文学"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探讨,使其在"革命中国"的阐释中具有了知识范畴的独立性和类似"乌托邦"的价值品格。而寻找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暗合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崛起的"现实",这种承认的政治让现代性变成政治正确的概念而空洞化,重新落入西方思维模式中。对论断的反思是研究者超越时代限定并使现当代文学学科与研究者获得独立品格,走向成熟的关键。     

晚清域外游记与现代报告文学的兴起

近代公共传媒中的晚清域外游记,在传播方式以及书写特质等方面均与现代报告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其一,晚清域外游记不仅登载于现代报刊杂志上,而且侧重于以纪实方式描述社会、传播信息;其二,晚清域外游记多指摘时事、传达意见,富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其三,登载于报刊的晚清域外游记,在行文方式上多采取比拟夸张、情感渲染等文学性手法,以达到煽动读者情绪、传播新知的目的;上述特质与现代报告文学的三个特点(新闻性、纪实性、文学性)可谓一脉相承。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