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合法性之研究

文章指出我国学界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问题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非政府组织合法性涉及法律合法性和认同合法性两个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加以探讨。在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可从认同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过渡与对接中获取充分合法性。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探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是我们从事这一学科研究之前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研究目标与现实社会实践之间的融合性是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深入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学科合法性"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政治意义以及深远的现实意义.     

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机制”研究——以王村的“三太白会社”为例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大量民间组织的"非法性"存在,王村的"三太白会社"却能够通过社团之神祇历史合法性的编造、社团组织结构合法性的安排、社团活动仪式化象征的合法性取向、社团功能之合法性形塑等策略,实现其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基于中国社会当前合法性秩序是传统和现代、新生和既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多向叠加和整合的共同形塑,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建构将主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术的调整和反思、社会组织自身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确立、社会公共性形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多维度、多时空、多场域下的不同社会组织运作实践和对不同生存环境的智慧型选择来实现。     

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传统”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

传统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中一直被作为合法性的根源之一,但是在作为后发展民族国家的中国,作为传统的民众日常生活本身的合法性在20世纪初以来却一直处于一种吊诡状态,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摒除出去。直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形成了一个话语场域,透过对话重新确认了传统的合法性,在此场域内不同的文化主体可以交流、冲突、磨合、理解,并藉此形成意义的共享,朝向一个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也必然受到传统概念中的本真性等的影响,这是所有的保护实践者必须认识并反思的。     

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瓶颈"问题,也影响着法治中国的实现.当下中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社会层面的正当性与规范层面的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民间社会团体合法性危机,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要求,确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团体立法体系.     

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论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

政治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权力为什么以及如何获得社会成员的忠诚和认同,这个问题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将暴力因素加以排除从而实现政治的文明化。卢梭为政治设置了"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两个基础。由于卢梭思想中的"逻辑悖反"以及其与后世政治实践中的一些悲剧性后果高度相关,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为人诟病不已。但是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对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影响。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管理研究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揭示合法性机制、组织场域中制度因素的制度化力量对组织结构与行为、组织合法性资源、组织生存作用的内在机理,成为研究中国企业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探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其理论思路和解释逻辑,进而探讨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