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封建制法律对贪赃罪的惩治

贪赃枉法,藉权行私,循胥朋比,图取货赂是封建官吏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较有头脑的君主和政治家鉴于官吏贪滥酿致政治腐败,民心离散,政权覆亡之祸,均试图立法治吏,兴廉去贪,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本文以唐、明律为主就贪赃罪的惩治问题略作剖析。 一 中国封建制法律所说的“赃”,泛指用贪污、受贿、馈送、盗窃和其他非法手段所得的财物。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官吏贪货利之财者,谓之贪赃。从狭义上讲,贪赃亦称“受(目求)”,“受财”。“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云:“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目求)。”即指受贿、行贿而言。 《唐律》首次把“盗”和“赃”并列,提出了“六赃”的规定。《唐律·杂律》云:“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明律》为监守盗、常人盗、枉法、不枉法、窃盗、坐赃。 根据唐、明律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吏的贪赃行为分为如下四类。     

试述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惠宗逃出大都,朱元璋建立明朝。一大批元朝的蒙古贵族、官吏及平民或留在内地,或归附明朝。明朝政府对这一部分臣民究竟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其影响如何?本文就这一问题,略陈管见。 一 自十三世纪中叶起,蒙古入主中原,建“元”统治近百年。许多蒙古贵族官吏在内地任职、守戍,元惠宗出逃漠北时,他们仍居内地。对这批蒙古臣民,明朝政府采取禁胡俗、正礼仪的强硬措施,以削弱蒙古势力,加强新生的朱明王朝统治。     

罗马共和国早期廉政初探

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廉政建设取得很大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古代所有制和民风的影响下,官吏不愿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官吏不能贪;在严格的监察制度下,官吏不敢贪。罗马共和国早期廉政的成功,保证了吏治基本清平,对于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租用。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温晓莉明代初期的严法惩贪、吏治清廉，与中后期的贿赂公行、贪赃腐败成风，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朝代，前后如此通异，实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罕见。（一）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贪赃之风有三大特点：一是举国贪赃，侵吞公物，其面甚广，已酿成上下相蒙...     

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高昌畏兀儿政权归顺蒙古。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大批畏兀儿人入居中原地区和蒙古高原,或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或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蒙元时代,由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推崇与扶持,藏传佛教盛行全国,于是畏兀儿人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修习藏传佛教的僧徒。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

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中介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民主与法律何以落实（等7则）

1 民主与法制何以落实中国自改革开放以降,各级官吏的贪赂之风日炽,已令世人震惊扼腕。80年代末,有人倡新权威主义,有人倡民主法制,以期救官吏贪赂之弊。倡新权威主义者,究其旨意,欲强化中央权威与权力来整肃各级地方官吏的贪赂腐败行为。然以官治官,越治越烈。若像过去那样,发动民众来治官,则有行政瘫痪之忧,总成本之高,实非我们这个急于现代化的民族所能支付。倡民主法制者,究其本意,欲用类似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及新闻舆论来直接监督各级官吏。然民主制在印度已实行半个世纪,据云官吏之贪赂胜于目前的中国。究其原因,民主制…     

论雅贿及其治理机制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新的形式,即由以往贪占钱物的"俗贪""俗贿"正在向"雅贪""雅贿"转变。所谓的"雅贪""雅贿",就是腐败分子以手中的权力交换带有文化品位的物品,进而达到等同金钱或大大多于金钱的利益。这种"雅贪""雅贿"现象带有很大的欺编性,增加了打击腐败的难度,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更大。只有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才能更好地防止这种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宋代惩治官吏贪赃对策述论

宋代为惩治官吏的贪赃行为,制定了严格、详细的法律规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监察监督机制,并实行了有关犯赃官吏告发和包庇的奖惩政策,对遏制封建官场的贪腐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仕宦研究

元代江南寓居着因各种原因前来定居的蒙古、色目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承袭上辈的官职入仕。元朝开科以后,相比继承爵位,生长或生活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更加积极地走科举入仕的道路。由于受到江南地区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这部分蒙古、色目官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在政治实践中能够本着爱民之心。推行儒家的仁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蒙古、色目中的学者型官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动荡时期,几乎都选择与元朝共存亡,一时“殉国”者层出不穷,完成了理学意义上的政治实践。     

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

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马、牛、羊”与元代儒士地位

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元散曲中出现了一些借动物之口反映社会底层之苦的"诉冤"之作,这些作品反映出元代儒士地位之低下。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三:废除科举制度,儒士入仕无门;世袭之风浓烈,官职成为蒙古人、色目人的专属;卖官鬻爵,穷儒生难以跻身仕途。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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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城出土元代亦集乃路选官文书

黑水城出土的北元时期推荐任官文书和其他几件选官文书反映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员选任的三大要求,一是自身要具备职位所需的各种条件,二是任其他职务时的表现是官员升迁的重要条件,三是需要有举保人推荐,是北元时期铨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体现。文中还涉及亦集乃路官员对调现象,甘肃行省的仓库官经历了由各路自行选任到行省选任的过程等问题。文中所引用的黑水城文书尤其是罕见的北元时期文书,作为了解北元历史、补充以往关于元代选官制度记载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元代新附军问题再探

新附军的收容整编是元江南统治和军事体制中重要的环节.元中期以后新附军是否还存在?学界有不同看法.分析元代军制背景可知,新附军人被强制编入军户体系时,仍然保持着典型的募兵制特点,其经济待遇和后勤、补给体制不同于汉军,因此其最低程度的组织单位无法取消;元廷欲利用江南人力,同时维护民族等级、分化制度,故政治上新附军的组织和名号也必须长期保持.新发现的史料表明,新附军和其他元军征集系列一样,直到元末还保持着其名号建制.对新附军的收编使江南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军户制征兵对社会生产的破坏,但募兵制与军户制的矛盾和元廷控制利用的方针又使新附军最多只是维持原有规模.江南巨大的兵源在军事上并不能为元延充分利用.     

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