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行人辞令的语言艺术及成因

春秋行人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知识、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温文尔雅、冷静、沉着又不失犀利的语言艺术又为后世师法。春秋行人辞令的特色与春秋时代对礼的推崇有重要关系     

论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追念祖先、崇尚“古训”、重视“藏往”、维护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和坚持历史评判的崇高性五个方面。这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延绵不断的史学传统，是维系中国文化连续不断、百世流传的重要纽带。     

春秋社会变迁与辞令创作形态关系考察——以羊舌肸为例

春秋社会变迁与羊舌肸辞令创作形态关系主要表现在:晋国国力衰微,在诸侯国间的影响力下降的现实语境形成其锋芒凌厉、单刀直入的外交辞令风格,以应对齐、楚等大国挑战;公族萎缩,卿大夫掌权夺势、互相倾轧的严酷政治环境迫使其场合辞令采取机智灵活、迂回曲折的论说策略,来明哲保身,均衡利益;氏族延续时间长,影响力较大,且有好议论直谏政事传统,为其在实际场合中的散文创作、表达、驾驭,提供了必备的文化基因与家族优势;感情真挚丰富,性格耿直,习于古史的价值熏陶使其散文总体上呈现典雅精致、飘逸洒脱、喷薄欲出的艺术风貌。     

论查尔斯·狄更斯小说的历史意识

狄更斯以睿智深邃的眼光洞察历史的面貌,从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历史事件中汲取艺术素材,创作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作品,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其目的是展示干预现实的一种创作态度,并藉此折射社会历史状况。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狄更斯没有放弃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探询,他对人生和历史的激情抒写,心系国家的忧患情怀,以及主体在突破、探求和审已中的反思意识与超越精神,都是其历史意识的充分彰显。     

论闻一多历史意识的生成

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著名学者，在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其历史意识生成于自我漫长的文化人生历程中，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尤其表现在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诗歌作品特别是学术世界中厚重的历史感。他的历史意识成为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现实性，在现实基础上从历史中激活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原动力，同时批判阻碍中国文化进步的劣根性。本文从闻一多文化人生历程角度梳理了闻一多历史意识生成的过程和生成中的历史意识，以说明闻一多整体的文化世界和自我精神中的历史意识特性。     

论中国古典文学中历史意识的演进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历史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前期,屈原<天问>与左思<咏史>是其萌发与初步形成;中期,在唐代,李白描述了历史规律并探索了它的成因,众多作家表达了多元化的历史观点,若干大型咏史组诗涌现,在宋代,苏轼与辛弃疾分别为其注入了道德理想、人生哲学与爱国情绪,这些标志着它的确立与完全成熟;后期,历史剧与历史小说在思想与艺术上各自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主要为历史意识的泛化与普及做出了贡献.     

新时期历史教育的培养目标--历史意识

现代社会对历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确立新时期历史教育的培养目标势在必行。我经过慎重思考 ,参考同行意见提出全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教育目标———历史意识。希望这一教育目标能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各种功能 ,使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     

宏阔、深邃的历史意识：－论路遥的创作追求

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创作追求是不仅取悦当代,更要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其作品中潜隐着未成过去而属归未来的因子,并由此而渗溢出宏阔、深邃的历史意识．文章从作家艺术思维的历史感,深潜的使命意识,主体意识及历史全局观四个层面阐述路遥历史意识的基本构成．     

想像与辞令——刘勰与卡尔维诺之比较

汉文化发展到20世纪,由于词语的历史文化意义的不断累积,语言处于"意义"的负重状态,已不能够在诗歌中显示出它的本真的生命力,语言的"概念"取代了生动活泼的"姿态",文学创作中想像力在逐渐萎缩,语言则受到来自官僚文牍、庸俗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侵蚀.只有真正的艺术才能使语言重新焕发生命力,唤醒人们对自然、对生命的新鲜与感动.在这样一个想像力与创造力日渐缺如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回到刘勰,回到王国维,回到卡尔维诺.     

论春秋时期的忧患意识

春秋时人在对周王的某些行为以及周王室现实处境的认识中，渗透着王室将倾的忧患意识。春秋公室间的激烈竞争引发了时人对公室生存的忧患情结。而“守宗保族”的观念在当时则嬗变为强烈的宗族忧患意识。民本思想中也暗含着特定的忧患因素。春秋忧患意识的认识根源主要有为政者品行不正、政策不当、行礼不端、奢侈贪福等几种情况。春秋忧患意识有三个特征：一是层次性，它发生在周天子、诸侯以及臣子等不同层面；二是阶段性，春秋前期忧患意识主要是针对周王室，到了春秋中后期忧惠意识则过多地加进了忧患公室、忧患宗族(或家族)的内容；三是普遍性以及批判性，春秋忧患意识波及于诸多层面与场合，春秋时人常对缺乏忧患意识者予以批判。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略论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是礼乐制度崩坏的时期,也是礼学思潮兴起的时期。春秋时期礼学的兴起表现在礼的地位的提升,礼的根源的追溯,礼的价值的反思,礼的涵义的辨析,礼治内容的重新诠释。     

春秋至战国时期修辞风格的嬗变

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物质条件和人的思维等一系列深刻变化,带来了修辞风格的巨大变化。其表现是:从简约到繁丰,从质朴到夸饰,从温婉到峻切,从叙述到议论。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时,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战国时著述之多,不仅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保留大量古代典籍,扩大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传播的时效性,其传播学意义显而易见。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书籍编纂经验,总结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在反欺诈中提升:春秋时代对于诚信的体验、认同与诠释

春秋时代的大变革和大国争霸,为欺诈肆行提供了社会条件;一次次上当受骗之后,华夏社会发起了反欺诈行动,诚信观念从中被实践、总结和提升起来。就国家层面而言,如何取信于天下和取信于民,是春秋时代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极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们反对短期行为,主张从长远处看问题,呼吁国家无论大小都要以诚相待,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民保于信”,“民无信不立”,信誉是聚拢民众的先决条件。背信弃义就会丧失民心,没有民众的支持就会失败。春秋时代所主张的个人诚信,基本内涵为个人对国家诚实守信与一般人伦上的互信两个层次。华夏社会赞扬诚实守信,谴责欺诈行为;呼唤君臣之间、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把守信看作立身的根本;“守命共时”,不做非分之想;要求人们“信不叛君”,守信“以卫社稷”,把守信与爱国联系起来。孔门师徒在总结这些观念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取信于神明是春秋时代诚信观的另一个侧面,祭祀和盟誓都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取信于神”的旧瓶子被装上了“取信于民”的“新酒”。轻亵祭祀和肆意渎盟事件时有发生,鲜明地表征着华夏社会的主体性自觉,这是春秋时代诚信观念提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春秋时代的诚信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联姻对邦交的影响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联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这对于加强异姓甥舅之间的血缘关系,巩固相互之间军事和政治同盟,改善双方的邦交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不可估计过高,联姻对邦交产生的负效应亦不可忽视,其于邦交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     

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     

浅谈春秋时期的人质问题

人质是春秋礼制被破坏出现信危机的产物。送交人质在春秋时已经相当普遍,而且方式多样且目的不一。送交人质的背后,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构建新的礼乐制度、民族思想来适应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随着频繁送交人质以及送交方式的多元化,预示着掠夺和战争也将日益频繁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