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从《再生缘》看陈端生的两性观

《再生缘》这部弹词作品鲜明地反映了作者陈端生对男女地位、价值、才能、品格等多方面的思考,抨击了“男尊女卑”、“女不如男”等传统观念,颠覆了“三纲”“五伦”等封建秩序,并对男女在爱情、婚姻方面的不平等进行了揭露和控诉,本文从以上三点分析探讨了陈端生的两性观,从而印证其激进、自由思想在当世便足以惊世骇俗。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与变化

在儒家学说中,伦理道德观点占有重要的位置。针对伦理道德的范畴及其准则,从春秋晚期的孔子开始,直到秦汉时期,经过几百年的思想发展,逐步形成比较确定的概念:最基本的伦理关系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维系伦理关系的推则是“三纲”,     

儒学人伦原则的现代开展

差异性是儒学人伦的根本原则,体现在三纲五伦等传统的人伦规范中,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认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近代以来,儒学人伦差异性原则受到源自近代西方的平等性原则的巨大冲击,三纲五伦等传统人伦规范受到激烈批判,但也有很多学者对儒学的人伦传统加以反思,寻求其与现代伦理接轨的契机。我认为,儒学的人伦差异性原则源自人际关系的实际,在今天仍然有继续存在的生命力,但在对差异性原则的内涵理解与应用范围上应当予以新的诠释,使之顺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孟子“五伦”说考议

孟子的“五伦”说,继承了前人的观念,进而把它凝固成一个稳固的系统理论。“五伦”说概括了孟子对如何处理亲缘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看法,其观点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但同时这一观点又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家长本位与“权威主义人格”——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分析

家长制的体现是在政治生活的序列中，人们由上而下拥有绝对权利而无相应的义务，由下而上只有绝对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作为中国特有的礼制秩序和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五伦三纲对家长本位政治文化起了固化作用。家长的全能地位必然造就了国人的普遍“权威主义人格”特征。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沿着文化濡化的经向继续一段甚至是较长一段惯性运动是可以想见的。但伴随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勃兴，它已去日不远     

“三纲”说的原始要义及其现代评价

传统“三纲”说实有两层意涵,其一是指三种伦理关系,其二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包涵了和合一体、主从有别的伦理指向,内蕴了各安其分、一本于义的内在要求。“三纲”作为三种伦理关系,其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三纲”的内在价值在于肯定人伦的重要性,强调人格主体应各安其位、各尽其道。传统儒家伦理对当下的道德建设仍有其启示意义。我们应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及其比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爱”都是一个十分核心的概念。差等之爱与平等之爱是中西方“爱”的伦理思想的明显差异。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的差等之爱,长期以来被国人奉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并局限于五伦与三纲为基础的礼制框架内,从而使其无法跳出宗法血缘社会的羁縻。而在西方社会,关于平等之爱的思想总是与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法治等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并广泛渗透到以平等为其本质之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系统之中。     

《大学》“知止”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在《大学》中，“知止”与“三纲”、“七证”、“八目”属于同样重要的范畴，它紧密关联着“三纲”的达至、“七证”的获得，以及“八目”的践行。本文试以“知行合一”为进路，从何谓“知止”、“止”于何处、何以能“止”三个层面，对《大学》的“知止”思想作出解析，并指出其当代意义。     

实现人与道德的统一 ——孟子伦理学说新探

孟子的伦理学说由“性善论”、“义利观”、“五伦说”、“修养论”所构成。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解答道德的根源、价值、规范、修养等问题,从而实现人与道德的统一,即道德的人化和人的道德化。这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道德重建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儒学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秩序理性主义，它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求索路径和理想归依，并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建构了一个王权主义为核心价值目标，以“己-家-君（国）”为秩序主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的精巧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这一秩序样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获得了持久的运行，其根源在于儒家将“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分别作为了其政治秩序合法性资源的形上基础、宗法基础、历史基础和民意基础。     

《白虎通》意义世界建构方法初探

《白虎通》建构了丰富的意义世界,对早期儒家的天命观、王权论及纲常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该书还通过天道、经典对其所建构的意义世界进行了权威论证,并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进行通经释义,为各种社会事务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震的社会政治思想及改革观

黄震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思想家．他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支配下,提出了以正纲常、励士风、重人才、苏民瘼为核心的政治主张及改革方案,希冀以此挽救南宋政权的统治危机．黄震政治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某些进步、合理的成份值得后人珍视．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秩序结构判断

在现实层面,儒家设计并建构了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体系,指导和维护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几千年不倒的政治格局,但这种超稳定结构最终还是没能保证其价值目标的整全实现并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出局.这种历史命运和其秩序结构设计的缺陷是分不开的,突出表现在:“己-家-国”的结构设计:家国同构;“内圣外王”的路径安排:目的和手段脱节;三纲五常的秩序规范预制:工具理性短缺;仁政和家长式权威的秩序力运用:政治伦常化.     

认同、借用与批判——试论王岱舆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王岱舆适应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需要，积极运用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阐释。对于儒家文化，他认同修齐治平、三纲和五常等思想；借用诸如“形”、“神”、“理”、“气”、“人极”等儒家学说概念；批判儒家文化不承认天地主宰等思想观点。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

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儒家构建了其政治秩序的基本样式。这一基本样式的理论内容和构成要素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多有所补益和增减,在秩序构成、运作等方面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呈现出了原生形态(先秦样式)、次生形态(两汉样式)、再生形态(宋明样式)和衍生形态(清代样式)等不同的理论和样式形态。但其共性却是一致的,都以大同世界为理想归依,且在基本构成体系上都遵循"己—家—君(国)"为政治秩序实体,以三纲五常为政治秩序规范,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     

弗·培根的“假象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

培根的“假象论”不但揭示了人的认识产生谬误的种神根源，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理智可能具有的局限，引发了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对“假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本文即从培根对“四假象”的分析和批判入手。重点探讨了后世哲学家（波普尔、伽达默尔）对这一学说的解读、批判及其解决，以及这一学说与康德的先验幻相和当代语言分析哲学流派的相关性，以此彰显培根的“假象论”对后世哲学的影响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