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法”与“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化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无法为构建强国家与强社会关系模型提供理论说明,也难以解释在我国某些地方业已存在的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实践。“中央、地方、民众”的三层分析法正是在对国家与社会双强发展的解释及为双强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方面,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上,西方传统重权力横向分立,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分立;中国传统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此种中国传统之形成,与历史上早期中国的规模就已非常巨大有关;因国家规模巨大,在治理上不得不分出中央、地方与社会三个层面,因而不得不重中央、地方、社会三者关系。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治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处理和协调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应对三者之间的冲突问题。与这种治理传统相对应,中国治理研究也有一种理论视角,就是以中央、地方与社会关系为理论分析的主线,发展解释理论或提出国家体制改革方案。这种理论视角已成为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思想传统,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理论流派,从历史上一直延续到当代。     

地方权势演变与康熙中叶鄂东大族的宗族实践——以黄冈靖氏为例

康熙中叶上承明末清初乱世,下开雍乾嘉道承平,既是一个社会文化规范与国家秩序转型的重要时代,也是一个国家礼仪制度转变与地方宗族发展的关键时期.康熙中叶地方大族的宗族实践,是一个更长时期以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权势累积及其崛起背后的具体社会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康熙中叶以后地方大族权势演变的结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地方宗族文化规范的前进方向.地方宗族建设的规范化与正统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族内部权势人物的身份与地位,还与国家所倡导的宗族意识形态在地方上的渗透过程,以及宗族建设倡导者的个人经历、学问渊源有着极大的关系.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传统社会的暴力规训与秩序维系——对一个中部县域的循证分析

暴力的规训和秩序的维系是国家和地方治理面临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所有的社会都要面对暴力并设法抑制暴力、维护秩序，但不同的社会所采取的方法不尽相同。通过对中国帝制时期湖北麻城地区暴力规训和秩序维系历史实践的循证分析和回归考察，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地方治理存在着国家权力构建和维持的地方吏治秩序、地方乡绅主导和维系的社会自治秩序、山寨武装构建的地方自保秩序、反叛组织构建的地方割据秩序，形成了王权主导的多元主体和力量构成的常态和非常态的复杂化治理结构。同时，历代王朝和地方都采取了诸多的方式、方法和策略来规训暴力和维护秩序，形成了多元化治理措施，主要包括组织与制度的控制、暴力的威慑与镇压、身份特权与激励引导、社会精英吸纳与规训、礼法和教育的训导、社会自治与以民治民等等。对一个中部县域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中国帝制时期传统社会地方暴力规训和秩序维系的复杂机制和运行逻辑。     

论近代苏北地方社会的失范

在近代,苏北地方出现了匪化、劣化和秘密会社勃兴三种大规模的社会失范现象。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失衡、控制体系瓦解以及苏北地方社会的全面衰败。社会失范与社会秩序丧失为政治共生态,社会规范与秩序的丧失导致匪患严重;劣化之乡绅沦为把持地方、对抗国家的恶势力;青帮和刀会扩展迅速,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混乱。三种失范现象交互作用,使苏北处于极度的混乱无序状态,严重影响其社会的正常发展,苏北地方危机日益深重。     

西方发达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点启示

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它们的许多做法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意划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针对具体的情况采取具体的制度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府际关系研究

府际关系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它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人员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利益性的影响,当前在我国一些政府和部门中出现了碎裂化、分散性和部门利益化等倾向,基于此,从以责任和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整体性治理理念、以整合、协作的运行方式、构建部门一体化服务的网点和建设网络化政府等四个方面论述了改善府际关系的应对之策。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     

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结构的经济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是不同层次利益的代表者 ,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现代社会中 ,两者的这种利益冲突更显明朗化和复杂化 ,因此 ,迫切需要重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结构 ,寻求两者之间的利益均衡点 ,以此来共同增进社会利益     

新时期党群关系的新特点及其内在诉求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党风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党群关系具有如下新特点：党群依存关系的形式背离;总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冲突;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异;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方法、态度和理念方面面临的挑战;民主政治环境下新的党群关系的磨合。党群关系的新特点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形成群众工作的新机制。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当前我国环保执法的利益阻力及对策探析

论述了我国环境问题呈不断恶化趋势,严重威胁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现状。分析了环保执法效果不佳、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利益分歧、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合谋、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等影响环保执法有效性的因素。提出了推进税制改革、对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环保扶持、建立环境公民诉讼制度、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晋升机制等措施。     

利益扩张型虚假城市化现象的激励机制探析

在国家实施城市化战略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利用现有市制制度与相关政策的缺陷,有选择地进行掠夺性征地,将获取土地增殖的收益作为基本目标,逃避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致使名义上实现城市化的农民,未能获取城市化的应有收益,难以获得城市居民对等的公共服务,造成城市化水平虚假提高,由于政府与民众的行为具有强烈的利益扩张冲动,概称之为利益扩张型虚假城市化现象。     

利益分化背景下的司法公正

伴随经济发展,我国利益分化较为明显并随之产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变化既加剧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冲突,也凸现出法院自身利益与其职责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势必影响法院的司法工作,从而不利于司法公正。在努力理顺法院与党、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并且完善经费保障的同时,我们更要通过司法公开加强法院审判制度建设。利益分化属于多元社会的常态。通过全面的改革举措,我国人民法院体制必将妥善应对利益分化,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坚实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