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品德的重造──沈从文人格探求的最终旨趣

沈从文对国民人格的探索直接相承“五四”作家，他提出“新道家精神”，希望用它来“重造民族品德”。不论是对理想人格的模铸，还是对不健全人格的批判，沈从文探索国民人格的最终目的是：让国民获得健全人格，并进而达到中华民族重造和文化重建的目的。这是沈从文人格观念的独特性和积极意义之所在，它启示我们：健全的人格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     

宣扬现代精神 塑造理想国民——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本土特征与特殊使命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繁荣之时,恰是＂五四＂精神影响深远之际,小说家们塑造了霍桑等具有＂理想国民＂特点的侦探或侠盗形象,并努力宣扬＂科学＂、＂法制＂等现代精神,试图将侦探小说作为市民的＂通俗教科书＂。因此,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体现了＂启蒙性＂这一本土特征。在＂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中,中国侦探小说家通过作品对国民进行＂启智＂和＂劝善＂的努力不容忽视。     

五四与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从五四革命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播下科学、民主以及求实、创新的种子始,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开始了艰难的划时代变革。继承五四精神,咀嚼着沉重的长痛和剧烈的阵痛,中国当代伦理精神从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正在艰难顽强地应运而生。中国当代伦理精神在时空参照系上,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西方伦理理精神相对照,是五四精神在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产儿;就表现形态而言,它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所要求的新型人际关系、伦理生活、道德观念、国民品格、社会风尚的内在精神和必然趋势。本文力图顺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和中国人的需要这双重尺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与五四精神的内在联系中,把握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五四反传统的实绩与难题

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否定,即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学统的解构,即改变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基本架构;三是文统的革命,即结束言文分离的局面,改变文统与封建道统的内在关联。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民族认同的难题和文化重建的难题。在肯定五四反传统的意义的同时,不应回避其留下的难题     

再论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从开民智到新民论,再到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不断进步与丰富。其宣传活动从戊戌前到"五四"后,持续而广泛,约分五个阶段。梁启超为贯彻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张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包括四个方面:政治指导国民,舆论向导国民,立会建党提高国民,兴学讲学培养国民。     

关于发展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之我见

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适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需要大批高科技建设人才，同时还要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图书馆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教育职能作用。     

改造国民性—近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

改造国民性,即是对宗法封建传统文化的结晶——国民劣根性的改造。这是从戊戌到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其中包含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持续追求的实践目的,从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内在的逻辑联系(这股文学思潮并非到五四时期截止),但由于近现代文学已习惯地被划分为两个不同专业,因而这一联系也就被忽视了。尽管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尽管其内容丰富复杂,但首先是“人的真理力——人道主义这一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的科学理性标准的提出与确立,并以之返照传统文化及其结晶——国民性,从而发现传统文化铸成了国民心理模式,造成了国民劣根性,使中国人不成其为人,并导致了民族的衰落,这才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国民性改造任务。为了打破封建的旧“成法”,便用“人的真理”——人道主义的内容重铸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使之成为中国人的内心自觉要求,进而改造社会。而具有独特功能的文学,其中特到是小说便成为以“人的真理”来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的利器。由此,中国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得以发生和     

论中国小说现代性流变与性爱问题的关系

中国小说现代性通常被认为是出现在晚清，甚至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王德威语)。我们在承认晚清新小说与五四小说的承继性的基础上，也不能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毋庸置疑，无论是“个人的发见”的内涵，还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二者都有着深刻和明显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追求目标的变化:“发展个人的个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任务。这直接促成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获得。在这一过程中，性爱问题以其所蕴涵的自由成为“发展个人的个性”的最重要的领域，它不仅影响…     

林语堂论闲谈与幽默之重要

日本作家鹤见佑辅曾说过:“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的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鲁迅翻译的这篇《闲谈》对于中国五四时期的文学家尤其是散文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尚无人研究,但可以确切知道的是“闲谈”从此成为一大批作     

文艺大众化:作为一股潮流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从观点到倾向,从理论到创作,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汇成一股巨大潮流,文艺大众化这条鲜明的线索,贯串在民主革命年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文艺大众化,这不是海外的舶来品,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四”前夕.陈独秀、周作人倡导“国民文学”、“平民文学”,把这种新型的文学放在同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地位,已经多少表现出“五四”文学革命要把文学从少数垄断     

"五四"乡土小说国民性书写略论

“五四”乡土小说自诞生以来,国民性批判就是其最基本的主题。从鲁迅以冷峻犀利的笔锋批判国民劣根性开始,“五四”乡土小说作家就汇聚起全部心智,展开了对乡土大地上老中国儿女们国民性的思考。他们既怀着对乡土深深的眷恋之情抒写国民性中值得肯定的正面成分,又怀着清醒的启蒙意识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形成了乡情与理性冲突的创作心理。     

新时代青年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与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判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深层底蕴。五四批判精神揭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保守、专制的一面,引发国民救国图强的思考,确立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青年应继承五四批判精神,以诚挚的家国情怀勇担历史重任,以敢于质疑的态度练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领。同时,也要以反思的态度超越五四批判精神,认清五四批判精神中形而上学的一面,在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同时确立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式。     

未完成的批判──五四女性写作特点新探

对五四文作家文不分析发现，五四女性写作始于对母亲的赞美，但是母亲的神圣光环使女作家难以完全走出传统父权制文化定义的阴影。这主要表现在两种女性形象塑造中：一是彷徨的新女性形象，二是家庭中的“天使形象。这也成为五四女性写作的另一个为人所忽略而又非常重要的特点。     

有人提出应建立“五四学”

鉴于五四运动研究有着确实不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也由于国内的五四研究事实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相当基础,有论者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五四学”这一设想。蒋俊在《文史哲》发表文章并具体阐释了“五     

危机中的“思”革——知识分子与五四

五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发展。在此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反思”为主线，描述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进行反思的特点，以及知识分子反思五四及反思五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论五四新文化结构的构成与整合

本文对五四新文化从整体上给予了系统把握，认为五四新文化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文化内容、文化载体和形式、文化理论、文化机构和组织。文章具体分析了这四个层面的相互整合以及每个层面中不同方面或成分之间的协和关系，从而揭示了五四新文化这一结构的内在联系。     

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

作为群体政治行为的价值预设和作为个体文学行为的实践偏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基本矛盾，并贯串于整个２０世纪民族文学的进程中，其实质反映了五四精神跟“五四”时期思维模式的差异和冲突。当社会政治使价值预设不可避免时，文学只能用“实践偏离”来保存、发展自身，这其中的丰富内容，应是五四文学史最重要的框架。     

陈独秀对“改造国民性”的探索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陈独秀从爱国、救国思想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一套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改造方案。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便形成了以国民参预政治,创建先进政党,发动国民采取暴力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国家为目的的新思路。     

现代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兼论五四开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现代人文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继承与弘扬，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结合旧中国实际所阐述的现代法治社会国民或公民应有的自觉意识。对此资源，２１世纪的中国阳积极开发利用以利于锻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理念基础和现代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