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崇奇”审美趣味的文化意蕴——以文化诗学为视角

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探究中国古典小说"崇奇"审美情趣的文化意蕴,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在两个方面实施自身的文化突围,一是在创作技法上"以奇抗正",二是在审美功能上以"娱乐消遣"对抗"言志载道"。     

比较诗学与文论建构

通过比较诗学研究来建构融通性较强的文学理论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选择:比较诗学的开阔视野能够实现当代文论状态的融合,透视不同诗学思想的学理可以变革当代文论的范式,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建构而存在的姿态成为构筑当代文论大厦的深厚根基。     

“文化诗学”的“诗学”含义

以斯蒂芬·格林伯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出现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学术派别似乎蕴舍有更多的学派之间的倚靠关系,因而显得难以归类.但究其本源,从“整体性”、“真实性”、“合法性”这些基本理论层面进行考量可看出“文化诗学”与“古典诗学”的相通之处.大体上“文化诗学”走的还是传统诗学一路,特别是对大众性情的关注,使得文学活动更能找到生存合法性的根据.谈论“诗学”实际上就必须纳入“文化”视野,突显出“诗学”政治化的趋势.当然,在现代语境中,“文化诗学”还是实践出了一些新的诗学内涵.尤其是新媒介的出现,使得对传统艺术真实观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这一切,特别是“诗学”因其“泛文化性”而走向人类学的表现对富有诗论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现代汉语文化语境下对“比较诗学”的误读

比较诗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学术内部还是学术外部普遍存在着对这一学科概念的误读。目前,对比较诗学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误读:首先是文类学或文体学层面的误读,其次是诗学的比较,及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这种误读产生的关键点在于对"诗学"、"比较"这两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定位不准确,尤其是对"诗学"概念的误读。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之下,为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比较诗学的误读加以澄清。     

论中国古代诗学体系之建构

建构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体系是新世纪古代诗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古代诗学具有“潜体系”特征,将古代诗学的“潜体系”建构出来,成为“显体系”,应坚持“全面性”、“原貌性”、“现代性”等原则。建构古代诗学理论体系,是促使古代诗学转向现代和走向世界的需要。     

“悟”与宋代诗学——禅宗与中国古代诗学之一

禅宗主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悟” ,是由感知、理性、情感诸种心理因素 (机制 )积极参与的 (互相融合、彼此渗透 )、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直觉感受 (心理现象 ) ,与艺术和审美活动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并且进入宋代诗学 ,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禅宗使中国古代诗学由先秦之观、魏晋之味、唐代之境发展到宋代之悟 ,由此中国古代诗学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五代、北宋词“庭院楼台”意象的文化诗学分析

从文化诗学的观点来看,五代、北宋词中大量存在的“庭院楼台”意象,深刻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女性的一种典型状况:她们生活在狭小封闭的世界,与真正的大自然和纷繁的社会隔离;在以男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中,庭院楼台意象则反映了士大夫文人拟身女子、侍君如妾的地位和人格意识上“向内转”的特有的历史内涵;联系中国诗歌史,这种情形凸现得更为清楚。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概论

在世界诗学呈文化走向的大背景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其众多的诗学主题中，历史、意识形态、寓言、阐释是最为基本的，是把握其文化诗学思想的主要线索。     

中西传记诗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析王成军《中西传记诗学研究》

王成军的专著《中西传记诗学研究》一书填补了国内传记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即它对中西传记诗学构建方面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理论视域。专著在理论编中开创性地提出了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特征,即事实正义论、"坦白"叙事和叙事契约论等观点。在文本阐释编中,他对中西不同传记作品进行阐释、比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可以说,该专著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着很好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发生学追问——读刘怀荣《赋比兴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正>赋、比、兴是中国诗学的一组重要概念,这一组概念几乎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所有领域都发生着关联。然而,"赋比兴的意义,特别是比兴的意义,却似乎缠夹得多;《诗集传》以后,缠夹得更厉害,说《诗》的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这是朱自清先生在其学术名著《诗言志辨》中所下的论断。对赋比兴的意义不明,导致     

中国传统诗学气象说对作品审美要求的文化心理阐释

将天地一气视为世间万物之生命本原,这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理解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根本“视界”。作品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生命之象——天地万物生命本原意蕴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呈现形态。因此,以象或气象概念作为对作品存在或呈现形态的一种审美价值认定,是构成中国传统诗学作品论的一块重要基石,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对文学作品的独特审美要求。这主要表现在整体性、生动性、新颖性三个方面。     

民族国家神话：何其芳诗学道路的文化归属

何其芳的诗学道路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老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心路历程,研究何其芳的诗学道路,对于我们反思20世纪各种复杂文学现象,开创21世纪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应当运用文化诗学的批评方法,将何其芳的诗学道路置于中国百年文学发展的整体背景下,从话语语境、作农忙 态、文艺生态等方面对其进行重估何其芳的诗学道路上尽管有着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但却存在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民族国家刘话”的文化内涵,这是解下何其芳计学活动一切问题的关键。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建构太极诗学 打通古今中外 关照现实人生——评《道家文化与太极诗学》

道家文化所代表的太极诗学是一个蕴含丰富的诗学宝库。太极诗学与老庄艺术精神早于儒家文化,它们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而且老庄精神对中国文论的影响是体系性、本质性的,在文论史上从未间断过。     

略谈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文论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路程到底还有多远?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究竟缺失何在?似乎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如何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这里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贴近文学实践,激活理脉,贯通古今;呼唤原创意识,中西化合,重铸文心;摆脱一统体系观念,建构多元化理论。     

中国文化诗学的实践性

中国文化诗学的精髓是追求一种整体性研究,它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而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其重点有三:一是内外结合的双向建构,二是异质文化的双向建构,三是文本在古今对话中的双向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