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毒品累犯认定的刑法根据与适用

单位毒品累犯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刑法界迄今为止对之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 ,新刑法第 30、6 5、10 1、35 6条等有关条文都可作为单位毒品累犯存在的刑法根据。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 ,单位毒品累犯不仅有单位毒品普通累犯 ,而且有单位毒品特别累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其认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符合有关犯罪、刑罚与时间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 ,在其处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遵守从重处罚原则     

关于“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定性——兼论武装盗窃罪的设立

正确认识携带凶器盗窃行为的性质较为重要 ,国外刑法对之有明确的规定。设立“武装盗窃罪”有利于中国刑法制度的完善     

对多次盗窃的重新探讨

“多次盗窃”中的“次”不仅包括未被发现的盗窃行为,还应包括两年之内曾经被认定或处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一次盗窃行为;“多次盗窃”不应作为非数额型盗窃罪罪状,否则会与刑法谦抑性精神冲突;并可能违反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同时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罪名其他新构成要件相比较,明显不均衡。“多次盗窃”中的盗窃数额的计算方式应为累计计算,标准应为盗窃罪一般情形“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行为人在两年内因盗窃被公安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盗窃的,不受上述盗窃数额标准的限制。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评析--"二元要件论"之提出

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对立,导源于对行为违法性本质的不同理解.违法性判断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规范违反与法益侵害都是刑事违法性判断之必要条件,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行为违法性判断之唯一根据."二元要件论"应是刑法违法性判断根据之合理选择.     

盗窃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规制

随着网络游戏的盛行和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扩大,对于虚拟财产的保护,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特殊社会现象.从刑法理论角度对盗窃虚拟财产现象进行阐述,是用刑法规制此种新兴犯罪的基础.笔者深入探讨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虚拟财产的价值确定以及对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可行性等问题,从而期望对实践操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论量刑情节的根据

量刑情节是刑法中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首先研究其存在的根据。量刑情节的根据可以从法学理论、立法和刑罚实现三个层面探寻。法学理论中,法的价值都包含着公正性和人道性两个最基本的理念。由于量刑情节直接影响到量刑的轻重,从而对公民的人身、财产进行剥夺和限制,因此在刑罚裁量过程中必须遵守"公正"这一法的基本价值,尊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从法律层面对犯罪人施以刑罚的标准上,应当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有效统一。从刑罚实现的角度分析,刑法的效力向刑法的实效转化的程度,由刑法规定的合理性决定,量刑情节的存在体现了刑罚规定的效力性与实效性的统一。     

论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

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的运用,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代社会正步入如德国学者贝克所言说的＂风险社会＂。就刑法而言,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疆域已经扩展到风险规制的领域,从而＂风险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的探讨上,从刑事本体性、刑事现实性和刑事政策性三个维度寻求了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从而期待风险刑法理论得到更多刑法同仁的认同。     

论事后抢劫不成立未遂

事后抢劫亦称准抢劫,在理论界上对事后抢劫有无既、未遂的争论很大,司法实践上也是十分混乱。从抢劫罪既遂标准、事后抢劫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事后抢劫只有罪与非罪区别,没有未遂与既遂的区别。事后抢劫应属于举动犯,不要求出现一定的侵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转化未事后抢劫,就构成了既遂,事后抢劫无未遂。     

“多次盗窃”理解和适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多次盗窃＂的内涵和外延均很大的变化,但也给＂多次盗窃＂的司法适用带来了一些困惑。通过对具体的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多次盗窃中每＂次＂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并包括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每＂次＂数应有量的要求,小偷小摸行为应当排除在外。作为量刑情节,多次盗窃的数额应当累计。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发展及其法理基础

根据GATT体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S＆D条款),"承担义务的非互惠模式"逐步发展和确立。而在WTO体制中,此种模式被限制、淡化或转化,悄然改变为"履行义务的非互惠模式"。这是值得重视的趋向。由于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经济实力迥异,且这一经济现实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将继续存在,WTO体制的S＆D条款并非权宜之计,也不宜仅表述为WTO体制非歧视待遇原则的例外。发展中国家应坚持和强调,S＆D条款的法理基础是公平互利原则。     

“出礼入刑”与“送法下乡”——论规范主义的社会基石

规范主义在宪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对于弘扬宪法组织善好社会的功能,促进宪法秩序成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在法解释学的运用中缺乏对规范所产生的社会土壤进行体察,以致误读规范主义的核心进路,是以规范社会的核心价值往往停留在不证自明的阶段.缺乏说服力尚且不论,型构社会则水土不服,再加诸“送法下乡”式的运动式普法,反而加剧了转型中国道德选择困境,解构了宪法作为组织社会善好生活的元规范功能.惟有体察转型中国复杂的社会实情,方能实现宪法精神的伦理维度与现实维度的耦合,真正发挥规范主义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功能,促进转型中国宪法秩序的成型.     

惩处对妇女实施暴力的行为刻不容缓

在现实中存在大量因家庭暴力严重损害妇女身心健康的事件,施暴者由于现行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制裁,而不堪忍受长期家庭暴力愤而杀夫的妇女如何定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同法院同罪不同判"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不利于司法统一,也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大对妇女暴力实施者的惩处力度刻不容缓。     

陪审团事实裁决终局性的理据

陪审团对事实的裁决之所以具有终局性,根据在于其裁决是公意的反映,其审判是基于同意的统治,陪审团与法官之间的分权制衡有利于保障其裁判的公正性,陪审团决策中立、民主和科学使其裁决的可靠性具有保障,陪审团是非负责机构无法对其追究责任。但人不是万能的,陪审团的原则和精神在现实中也难以完全落到实处,其裁决也时常犯错误,故有必要向相关人士提供救济机会。陪审制的内在逻辑及其蕴含的政治智慧,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极具启发价值。     

选择“违约”行为的判据与影响因素分析

对“违约”行为效用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加大对“违约”交易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发现以及对“违约”行为实施惩罚的可能性、降低交易者选择“违约”行为收益的概率、较大的信用重构成本,可以对信用交易中的“违约”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在“违约”成本较低的经营环境中,选择“违约”交易行为能够提高交易者的交易效用。     

论惩治权力腐败的法学理论依据

法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现象,而腐败则是社会公共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即权力的腐化。从法学的角度看,腐败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是法治的大敌,而法治的基本原则、基本价值、基本精神以及基本制度中,无不渗透着惩治权力腐败的思想,惩治权力腐败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论责任的内涵、根据、原则

呼唤责任已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迫切任务。本文第一部分从责任的主体、指向、内容和形式四个方面梳理归纳了责任的内涵和种类。第二部分评析了在责任根据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包括 :责任成立的根据 (身份论、契约论、自然论 )、履行责任的根据 (德性论、功利论、命令论 )和承担责任的根据 (自由论、决定论 )。第三部分提出和阐述了安排和履行责任的原则 :平等对待原则、责权对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和分层排序原则     

倡导管理道德与惩治腐败

管理是一种以上临下的活动 ,所以 ,它的道德要求先于它的行动 ,并优于其他行为 ,管理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倡导管理道德是惩治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是治国、治官的一个重要环节     

论惩治土地犯罪的立法完善

本文以刑法基本理论为依托,以最新立法与司法解释为基础,运用中外比较和密切联系司法实践的方法,从完善相关制度缺陷的角度,对我国土地犯罪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剖析探讨,并提出立法建言.     

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存在着理性主义与行为主义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理性主义发现了共同利益这一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行为主义则找到了意向一致这一共同行动的主观机制。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行为主义范式表现出了更强的解释力,"共同行动源自行动意向的一致"的命题也成了我们研究共同行动的出发点。一致意向通常具有两种形式,一是认同,二是共识。事实上,在人类的共同行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和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这两种形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使我们关注到共同行动的基础还有着学者们所没有认识到的默契。也就是说,存在着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与认同和共识的达成不同,默契是在默会过程中生成的,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则是一种具有道德特征的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