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

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大力协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译活动,具体表现在：第一,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饰和修订;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录;第三,把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编撰成书;第四,在传教士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由于这种协助作用的存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实际上参与了“天学”的传播过程,并对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佛互补: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的行为特征

明清易代之际,岭南士人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个性。甲申之变发生后,岭南的士子纷纷“勤王救国”。当清王朝逐一平定各南明小王朝之后,岭南士人又纷纷选择出家与“殉道”两条道路。究其内在的思想动因,除了士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之外,与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佛教文化的浸染及基督教文化的渗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岭南士人在特殊背景下选择出家,与传统士人“儒道互补”的双重人格有很大区别,确定地说,应当是“儒佛互补”。而“殉道”的行为,当是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明清之际奉教士人对耶稣形象的改造及其文化意义

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正确认识耶稣是理解基督教上帝的关键。面对明末清初入华传教士输入的充满异域文化特质的耶稣形象,中国奉教士人在中国历史典籍与文化传统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符号。因此,无法直接用儒家文化与汉语词汇去积极诠释这一异质文化现象。然而,他们却用比较间接的方式,通过对道成肉身学说做出刻意的选择,强调天主降生与耶稣行实等内容,有意忽略基督受难与复活升天,努力为耶稣形象寻找能被中国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内在文化依据,并使其具有了浓郁的儒家气息,从而开启了耶稣形象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

奔竞请托、行为张扬、隐漏钱粮、好持公论、包揽词讼是明后期江南士子的基本社会形象。绅士更结社成帮,党同伐异;干预行政,把持乡里;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肆意奴役乡民;接受投献,蓄奴成风;奢侈淫佚,醉生梦死。然而经过清朝初年哭庙案、奏销案和亏空钱粮清查案等大案要案的打击,江南士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纷纷放弃土田经营,深切明白以早完国课为第一要义,平时以足不入公门、不与外事为自处准则,士风软熟化过程加紧发展,不少士子人生进取目标也发生转向。时世不同,士风也随之不同,清代江南士人为官没有明人张扬,其声势没有明代江南仕宦显赫,对于地方官府和地方事务的影响力,较之明代江南乡宦也要小得多,士人的气节和社会责任感比之明人更相去远甚。     

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四

在中国古代 ,君主专制的现实决定了“家天下”为君、臣、民共同认可的观念。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历史上对它的指责代有其人 ,但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主张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明清之际士人的“废墟意识”

明末清初,伴随着持续的战乱、疾病与灾荒,许多地区呈现出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景象。这种废墟景象也反映在思想文化层面,表现为文化传统的崩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的倾塌与国家的覆灭,共同催发了士人"废墟意识"的产生。这既体现在文人作品的幻灭感和痛苦感之中,也贯穿于士人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行为方面。从傅山的精神世界切入,关注他孤独的内心和随心所欲的率性行为,我们可以领悟到"废墟意识"在个人生命体验中的表达,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士人所共同面对的世界之疏异与荒凉。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观的回应

明清士人对佛教轮回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轮回是信说,可以通过典籍中的记载予以证明;一种认为典籍中出现的轮回事例,是附会佛教之说,不足为凭;还有一种认为轮回事例虽然存在,却只是偶然现象。对于佛教轮回说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支持者认为佛教轮回说可以收拾教化人心,辅助道德教化,稳定社会秩序,辅助国家治理;反对者则认为轮回说并不能实现上述社会功能,反而将助恶抑善。同时,明清士人基于儒学或世俗立场,对佛教轮回说产生种种新议与异见。这种情形既说明了明清诸多士人将现世的人间祸福作为轮回转生主体的世俗视界,也表明了他们对外来宗教采取的扬弃、利用的立场。     

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汉魏之际士人文献整理文学的确立

从东汉和帝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在我们历史上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此时士人文学书写的主题也得到了新的开拓,文献整理成为士人创作所书写的一项主要内容,标志着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献整理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百花园中一种题材类型获得了确立。这不仅表现在士人的文献整理成为士人文学书写的对象获得了独立,出现了大量以书写士人文献整理为主的文学作品和以文献整理文学书写著称的作家,而且士人把文献整理作为自己文学书写对象的主体意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步入自觉的新阶段。     

明清鼎革之际的常州士人

王朝鼎革之际,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往往都面临守义和变节的生死选择,明清的夷夏更替尤其是薙发令的强制推行,于亡国之外更加上亡天下的忧惧。尽管如此,仍是国破君亡,鲜见忠义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这种生死选择,除去忠君观念的影响,实际上体现了个人对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儒家文化的认同程度。文章以明末常州籍士人为例,揭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士人的人生荣辱,并以此表达对管绍宁等常州英烈的崇高敬意。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论明清之际历史小说的民族意识

明清易代,民族政权转移,面对突变,汉族士人生活和心理受到深刻影响,因选择道路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但他们的基本着眼点还是华夷之变的民族意识上,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的痛苦造成了对清王朝产生的潜意识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小说创作的风貌,小说家多陷入对故国往事的追忆与反思之中,并通过借写历史英雄人物和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民族情绪和反抗意识,但也存有很大的偏狭性。     

论明清之际文学的繁盛及其特征

明清之际的特殊时代背景，促使了文学的全面繁荣，铸定其独特风貌。政治上的反抗与臣服，思想上的解放与禁锢，文化上的新旧冲突，构成此期文学的最根本特征与内涵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的威力概述

明清之际从西方引进的红夷大炮 ,是 16至 19世纪英制火炮或同类大炮的通称 ,其间流入荷兰和欧洲各国。因其威力强大 ,后又经不同途径传入中国 ,其技术特征和威力优于同时代中国的火炮。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明清之际 ,以传教士为桥梁和纽带的中西文化交流分三个时期 :从 15 82— 16 4 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 ,16 4 4— 172 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 ,172 3— 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一种双向交流 ,不仅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而且也促进了欧洲人全面认识中国     

明清之际的人性论及其启蒙意义

中国先秦以来的人性理论对人性之私均持批判态度，宋明理学更视私为邪恶，强调公私之辩。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却明确提出了人性自私说，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欲望的合理性，强调个体的价值、地位与尊严，并以之为起点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统治及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进行否定与批判，显示出鲜明的启蒙色彩。     

浅析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产生是与理学的衰落同时并行的,此外,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西学的传播等也对其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先由学术界发其端绪,随后波及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它以恢复弘扬儒家经世传统为宗旨,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指导思想。     

明清之际人性自私说的启蒙意义

先秦以降的人性理论都对人性之私进行了否定与批判,宋明理学人性论更视私为邪恶,强调公私之辨。明清之际思想家则明确提出人性自私说,肯定个人物质利益、欲望的合理性,强调个体的价值与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肯定人性之私为出发点,对封建君主专制及中国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统治模式进行了批判。这种人性理论,具有鲜明的启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