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的常州地区

在太平天国时期,常州地区既有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又有清政府的地方政权,既有太平军,又有清军江南大营、淮军、团练、洋枪队,政治、经济、军事斗争激烈而复杂,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很值得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太平天国打击地主经济与长江金三角

钱塘江与长江之间的三角地区即太湖地区,在全国范围说来,这里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而这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太平天国打击地主经济,是存在着一定关系的。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下,苏南农民望太平军之来,有“奚为为我后之说,‘土匪’有箪食壶浆之心”。1860年夏,太平军东征苏、常,各县地主士绅与团练分子因顽抗太平军而大量被歼,有的鸡飞狗散,农民则闻风响应,袭杀逃亡的地主团练分子,他     

无锡太平军镇压安镇四图庄佃农抗租质疑

罗尔纲先生在《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一文中,引用《平贼纪略》上的一条记载,说无锡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镇压了安镇四图庄佃农的抗租斗争,“丧失了立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关于太平军在苏、浙容许地主收租事,容当另文讨论,至于无锡太平军是否镇压安镇佃农的抗租斗争,值得深入考察。     

湘勇团练与湘军的崛起

湘乡是湘军发祥的圣地,是湖南兴办团练最早、最积极又最有成效的县邑。湘勇团练是湘军组建的基石,是湘军对太平军作战的先声。     

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宗族:以沙堤叶氏为例

祁门县沙堤叶氏宗族个案说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宗族遭到太平军沉重打击,由此倒向清廷一边,不遗余力地捐资助饷、举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以及各个阶层之间关系的异常紧张,是导致太平军受到极大钳制从而错失徽州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时期浙南金钱会起义

浙南金钱会起义（一八六一年八月──一八六二年二月），是太平天国革命直接影响下，在浙江南部平阳、瑞安一带爆发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金钱会起义军首先粉碎了浙南地主团练“白布会”，并一度攻占了清王朝在浙南的统治中心温州府城，取得辉煌的战果。金钱会起义军是太平军在浙江的一支重要的兄弟部队，它在浙江的革命斗争中起了先锋作用，有力地配合太平军进军浙江的战斗。 金钱会革命组织的创建 金钱会发祥地钱仓，位于浙江最南端的平阳县，与福建福鼎县相邻。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掠夺下，浙南地区同样被搞得地贫民困，人民群众长期…     

太平军在武汉革命活动旧址初探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八五一年——一八六四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起义,是民主革命初期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高潮.湖北是太平天国前期重要根据地和后期重要活动地区,太平军曾三克武昌,四克汉口、汉阳.在武汉三镇辽阔的土地上,当年太平军的革命活动旧址斑斑可考.     

太平天国时期李文彩领导的壮族农民起义

1851年,在广西永淳、横州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甚大的壮族农民起义。壮族英雄李文彩率领义军转战桂、粤、湘、黔、川、滇、鄂七省边界州县,坚持斗争二十一年,沉重打击了清朝在地方上的反动统治,在近代农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特别是义军1861年入黔参加太平军后,与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并启战斗,长达十年,有力地支援了咸同年间的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它在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农民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高举太平军旗号,坚持斗争达八年之久,是最后失败的一支太平军。它的失败比西捻军还晚四年,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把太平天国革命的下限由通常的1868年延长到     

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

太平天国时期,在清廷积极倡办下徽州团练应时而兴。徽州团练的兴办得到了宗族和绅商在组织与经费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形成了＂城乡设局＂、＂绅士统领＂、＂设防预警＂、＂相互协助＂、＂经费自筹＂等地方办团特点。徽州团练在守卫乡闾中积极协助官军,甚至独当一面,钳制了太平军在徽州地区的活动,实现了清廷倡办团练之目的。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和敌对,无疑是导致其在徽州战局不顺且受到致命钳制的一个重要缘故。毋容忽视的是,徽州团练的兴办给徽州地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试论太平军的“公心”教育

太平军是太平天国起义斗争的武装力量,从它诞生时起,就注意到以发扬"公心"为内容的思想教育,并在炽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号召力量.一八五六年天京变乱,太平天国转入后期斗争,"公心"教育受到削弱,人心不一,战局不利.作为一个历史遗产,深入研究太平军思想教育的侧面,对剖析太平天国的兴衰,汲取历史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

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间,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四川进行过英勇的战斗,表现了“革命军队的高度坚轫性。”这支太平军虽然最终在大渡河南岸一败涂地,惨遭覆灭,但是,他们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和地方封建势力,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鼓舞了川、滇、黔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其英雄事绩,至今仍在四川人民中间传诵。太平军在四川的悲壮历程,是太平天国史事中重要的一部分,曾经引起许多太平天国史研究者的注意。但在迄今为止的有关著述中,对于这段史实都是语焉不详的。为了对这一段史实作一些补充,本文主要根据四川的地方志书,参考清朝官书和奏稿,以及实地调查得来     

浏阳征义堂及其与太平军的关系

湖南浏阳县征义堂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活动了十余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曾遣密使策动其首领周国虞派人予以助战。此事虽因事机暴露而未果,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此,拟时征义堂的名称、性质的演变,同太平军关系的始末以及对官府军事镇压的反抗斗争诸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太平军歼灭吴县香山团练日期考

关于太平军歼灭吴县香山团练的日期,我于去年六月,为纪念太平军攻占苏州一百二十周年,在《江苏师院学报》八○年第二期上,写了一篇《从<保存鼍山记>看太平军在苏州东山的斗争》,文中说:一八六○年“十月中旬,太平军到香山、胥口、下场一带‘打先锋’,香山团练头子徐则在津桥顽抗。这时,另一支太平军水师‘绕湖而西,登岸呼噪’,从敌人背后夹击,全歼徐则及其团勇四百余人”。当时我把太平军歼灭香山团练的日期写作“十月中旬”,主要是根据下列资料:一是《木渎小志》说:“惟[徐]则等恃其勇,犹乘间逐贼木渎及蛲峰山下,贼颇惮之。……八月三十日,贼大至,焚胥口,掠     

“无锡景”需要“无锡魂”

明清时代无锡人以东林书院、南菁书院为荣，近代无锡人也以无锡国学专修馆、荣氏创办的江南大学为荣。可是当代无锡人、至少是优秀高中生及其家长，却以考取“江大”为耻。其实江大之耻，不在工科在它的文科。而过去，正是那些书院、学校的大师、老师培养着大批莘莘学子，使无锡成为人文汇萃之地，维系、发扬了无锡地区悠久的人文传统，这一传统，包括它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力，这就是“无锡魂”。所以，当今江大作为无锡地区唯一本科高校，要担起复兴无锡人文传统的重任，责无旁贷!     

上海小刀会起义的酝酿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初探

太平军攻陷南京,掀起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反清武装起义的高潮,形成了有利于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的大好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军攻陷南京,引起了长江下游地区阶级力量的变化,为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提供了历史机缘。当时的上海小刀会在酝酿起义阶段与太平军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双方约定了起义的日期、地点与起义后的军事进攻战略,太平军还有可能派人参与了起义的酝酿。     

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一带匪患严重,社会持续动荡,主要原因是灾荒不断、官府腐败、民众关系紧张等。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匪患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活动频繁、规模大,有的甚至组建成近代化的军队;二是与反清斗争结合在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目标;三是仍以区域性活动为主;四是宗族色彩鲜明。针对日益严重的匪患,清王朝主要采取派兵进剿、抚慰收编、组建团练、赈灾济民等措施,但是成效甚微。晚清淮河流域匪患问题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至民国时期更为严重,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文化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腐败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但究其主观原因还在于：由宗派性、保守性、安乐性而引起的腐败。腐败延滞了太平天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大好时机；腐败使太平天国内部充满了矛盾、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腐败使其乱封“王”，引起派别斗争．严重削弱了太平军的军事力量；腐败在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中表现为生活奢侈、追求享乐、严重脱离群众，使之失去革命斗志，这些是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社会动荡与19世纪中期安徽的圩寨——以合肥地区为例

19世纪中叶,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迭起,清政府囿于政府既有军事力量的不足,转而积极借助团练和乡兵的力量来镇压起义,敦促地方组织团练,修建圩寨。基于19世纪中期合肥地区的圩寨为考察对象,探析19世纪中期合肥地区圩寨兴修的历史背景、兴建过程、寨主的政治立场以及圩寨的大量兴建给晚清合肥基层社会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     

太平天国时期的周庄枪匪

周庄在太平天国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与地理的环境。在太平军占领苏州时,元和县的周庄一度成为豪绅、官僚的避风港。吴江、苏州的士绅韩崇、吴大澂,清江南团练大臣帮办杨振甫及浙江藩司林福祥等,均躲至周庄避过难。当时周庄为什么能成为太平天国时期的“世外桃源”,这与当时周庄的有名枪匪费玉成有一定的关系。费玉成又名秀元、小名阿玉,又称费老玉,他原是吴江县莘塔计巷村人,后迁居周庄镇。他广收门徒,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沿海的地方军事化与绅权伸张(1839-1849年)

鸦片战争期间的地方军事化动员,不过是蹈袭历代团练的旧谱；而战争结束后关于沿海地方军事化的议论,更说明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促使朝野上下深刻反思战败的制度性原因.三元里抗英斗争唤醒了民间反抗的传统,体现了绅士的居间联络功能.社学运动和反入城斗争充分体现了民间绅士对保家卫国责任的诉求,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绅士权利的伸张.战争前后零星的群众自发反英斗争虽然不是这一时期社会运动的主流,但其原始的冲动和激烈的力量,却在近代中国群众性斗争中不断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