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魏前期对各族降附者的政策

从道武帝拓跋珪到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改制为北魏的前期,是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和巩固政权的时期。 淝水战后,前秦政权瓦解,黄河流域又陷入分裂割据局面。鲜卑族拓跋珪于登国元年(386年)春天即代王位。复国后的代政权,处在各少数民族政权包围之中,拓跋珪相继战     

再论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答安介生先生

本文是对安介生《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一文的回答.道武帝早年曾有被迫内徙长安和流徙蜀地的经历,这个观点由周一良提出,李凭对此作了考证.周一良"部分观点前后有较大的转变"的说法并不确实.另外,安文将羌俗、儒家文化、汉文化三者混为一谈是不符合逻辑的.至于道武帝厌恶羌俗的事例,非但不是他不曾迁居长安的明证,反而说明他了解长安附近的风俗,因而有利于李凭原先的论证.     

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

在嘎仙洞刻石发现后,提出鲜卑史源被发现的问题。史源这个词所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如名称的起源、族属的起源和住地的起源等等。这里以《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为题,着重讲与拓跋鲜卑起源地相关的一些问题。     

“■王”封号新考

本文认为 ,“”并不是藏族 ,它与藏族并无直接的关系。“”是古代川东一带的土著部族 ,其中心在今渠县一带 ,唐高宗之所以封松赞干布为“王”,是因为松赞干布协助唐平定中天竺 ,献俘长安 ,响震天竺。这一事件与汉高祖“募取人定三秦”的典故颇为相似 ,因而唐高宗借汉高祖“募取人定三秦”的典故赞誉松赞干布 ,并封其为“王”。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本刊1993年度优秀成果评选揭晓

本刊１９９３年度优秀成果评选揭晓经过《黑龙江民族丛刊》１９９３年度优秀成果评选委员会评选，有了篇论文入选，产生一等奖２篇，二等奖２篇，三等奖３篇。一等奖：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策·杰尔嘎拉《中国当代蒙古族小说概论》。二等奖：李桢...     

一部拓跋鲜卑的别史——略论《洛阳伽蓝记》史学价值

本文认为杨之在撰写《洛阳伽蓝记》时 ,既重视有关文献记载 ,又注意实地调查 ,采摭旧闻 ,追叙古迹 ,实录成书 ,其记述丰富 ,可信程度高 ,史料弥足珍贵 ;不是孤立地专记佛教寺塔兴废 ,而是以寺庙名胜为纲 ,穿插许多故事 ,与洛阳都市盛衰、拓跋鲜卑所建王朝兴亡联系起来论述 ,深刻地反映了北魏时期佛教文化、社会经济、生活风貌、民族关系以及政局变幻 ,其中不少资料可补《魏书》之不足 ,并为《资治通鉴》等所采用 ;既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洛阳城内外伽蓝的结构、帝都风物、庭园景色 ,又精炼生动地记载了尔朱氏跋扈等历史事件及拓跋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状况 ,寓严肃的历史题材于文学记叙的笔法之中 ,体例明晰 ,繁简得宜 ,文史并茂 ,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

鲜卑学发展至今,已有进一步引伸和求索之必要。我国古代文献,诸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以及《北史》等有关鲜卑史的记载,仍然是我们今天研究鲜卑学的基础。古代史学家在一些关键问题,如鲜卑族称、拓跋名号的考证上,十分精当,至今仍使后学者信服。至于近代鲜卑学的形成与发展,至目     

浅谈拓跋鲜卑南迁之“大泽”

古代拓跋鲜卑祖先推寅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嘎仙洞南迁至"方千余里"的大泽,"大泽"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本文在先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上浅谈"大泽"之所在地,同时就拓跋鲜卑在南迁过程中的经济生活,以及拓跋鲜卑南迁到"大泽"对拓跋鲜卑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明清及民国方志中有关宁夏回族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记述

正明清及民国时期有关文献如官修的正史、实录及官方的奏折、记事,民间一些文人的见闻、经历、记述和大量的地方志书,记载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等情况,留下了当时宁夏回族伊斯兰教社会实际状况的记载。这些史籍,对我们客观分析明清及民国时期宁夏回族伊斯兰教说是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也有一定价值。笔者在此,只就明清及民国时期纂修的地方志书如《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小志》《光绪海城县志》《宣统固原州志》《朔方道志》《民国化平县志》等中有关宁夏回族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记述进行论述。     

关于室韦的来源

室韦的来源目前仍是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本文首先结合文献记载对室韦来源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认为各说多有与史料相悖处，缺乏说服力；其次从拓跋鲜卑的迁徒和室韦的见载于史，室韦与鲜卑的译名根据相同，室韦与早期拓跋鲜卑地域相同，室韦的语言与鲜卑相通，室韦有特征性的风俗与拓跋鲜卑相同，文献记载把室韦看作是鲜卑后裔等层面论证室韦应属东胡系部族，是拓跋鲜卑后裔的一支     

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

明对蒙古的战争贯穿明王朝始终 ,在双方边界形成绵长的军事争战地带 ,影响到这一地区正常的行政建置与经济发展。陕西北部地区正处于这一地带之内 ,为加强防御 ,明王朝在这一地区修筑边墙 ,扩大驻军规模 ,构建军事交通线 ,布设营堡。明代中期以后 ,这些营堡 ,即军事城镇扩大之后 ,军事消费增多 ,加速了该区域商品流通 ,形成商业化的发展趋势     

论拓跋鲜卑的西郊祭天

西郊祭天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前拓跋鲜卑统治者最重要的祭天形式。淫祀诸天神、女巫主祭下的骑驰绕坛、夏四月西郊祀天等是西郊祭天的显著特点，它是拓跋部传统的天神崇拜、草原游牧民族的祭祀仪式与汉族的郊祀制度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其长期存在则是因为适应了三分结构的社会现实。     

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

文成帝《南巡碑》可进一步充实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认识。《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等 ,内都幢将当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即胡洛真 ,意即“带仗人”(宿卫者 ) ,斛洛真军将或即宿卫军将。雅乐真、胡洛真可能就是史书中常见之羽林、虎贲 (郎 )。《南巡碑》可见大量郎官———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 ,内三郎多兼将军号。北魏前期亦有左右卫、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 ,似亦为禁卫武官。左卫将军所兼之南部折纥真即南部下大夫 (尚书南部侍郎 )。文成帝时禁卫武官出身于五六十个家族 ,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 ,主要以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氏、斛律氏等约十余个家族为主。高车 (敕勒 )族的乙旃 (叔孙 )、斛律氏与北魏禁卫军权的关系极为密切。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     

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

最近第一次公布的陕北出土唐至五代三方党项拓拔氏墓志(<拓拔守寂墓志>、<李仁宝墓志>和<破丑氏夫人墓志>),对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拓拔氏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上述三方墓志考释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唐初党项拓拔氏部迁徙的历史,即迁徙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辨证其主要家族的世系及活动,解决了过去中外学者研究中的疑难之处;以三方墓志对其祖源的记述为根据,讨论了学界长期争论的党项拓拔氏的族源问题.笔者认为,应以史书及<拓拔守寂墓志>所记其源于西羌为确,并研讨了党项拓拔氏从唐末后攀附元魏鲜卑拓跋氏的过程.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文章在考释近年出土的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铭文的基础上,分析穆泰本人及其先人籍贯、家居、任职等情况,推测穆泰家族源自鲜卑,系北魏孝文帝改鲜卑(贵族)姓为汉姓辗转而来。文中对穆泰等人所任职务、任职地点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多有订正和补充,澄清了若干唐史和民族史学界长期存而不明的问题,并以此揭示鲜卑人汉化的具体过程。就穆泰家族而论,因其多在都城西北诸民族势力活动之地,又以武职为显,其家族汉化较之进入内地核心区之鲜卑人汉化之例显有差别,其特征表现在: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若干因子,在物质层面背后还寄托着本民族的某种精神情怀。     

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述北魏、北周、唐时期出现的诸多追祖李陵的现象,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讨论中心,从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视角出发,来重新梳理和解析此类深为学界所质疑的追祖现象.本文还结合时代背景,将李陵视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探讨了其在北方游牧人与汉地农耕民接触与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先秦至魏普时期民俗中的桃

先秦至魏晋是桃文化的滥觞和形成期。古人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以及在生活中对桃的崇拜,奠定了桃为仙品的文化内涵的基础。而汉、魏、晋出现的大量的有关桃的神话、仙话小说推动了这一内涵的发展,而此时兴起并不断发展的道教更是强化了这一民俗信仰,使桃成为民俗生活中的仙桃。     

卫青、霍去病等与伊稚斜单于接战机会之争

公元前119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精骑,出塞攻略匈奴。汉武帝希望霍去病能与伊稚斜单于接战,为此,曾经两次调整出攻地点。卫青也想建立大功奇勋,却两次被更改出发障塞。卫青既出边塞,捕捉到匈奴人俘虏探得伊稚斜单于所在位置后,临阵命令前部将军李广合并于东部将军,而与其曾经的救命恩人公孙敖一起去攻取伊稚斜单于。李广负气出行,迷路失道,后大将军期,含冤自刎。匈奴伊稚斜单于西北驰遁。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明争暗夺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     

论《魏书》史论的特点及价值

<魏书>是一部皇朝史与民族史相结合的杰作.其史论中所包含的鲜明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统一意识、门阀观念等特点,明确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民族纷争到民族融合,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特点和价值.<魏书>史论对全面认识北朝的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

清同治年间 ,地处西北的陕、甘两省人口下降 15 0 0万之巨 ,为历史所罕见 ,是近代中国人口继咸丰年间大幅度下降后的又一次锐减。本文认为 ,战乱以及频繁的灾荒是造成这次西北地区人口骤减的主要原因 ,并对此作了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