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语境中的他心问题

身心问题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通常也被看作形而上学问题的主要内容。但自从20世纪初的一场哲学革命之后,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抛弃,身心问题也被英美哲学家们看作思辨哲学的最后堡垒而被抛弃了。由于语言哲学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因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哲学家们愈加关注语言使用者的心灵活动对语言使用所产生的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对心灵问题的研究正逐渐成为英美语言哲学发展的最新形式,“心灵哲学”被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核心。而在这个领域中,他心问题则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传统”新论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发表了青年哲学家甘阳的文章:《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其中论述了“传统”这概念。文章说:“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只不过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以至过去的一切”。文章接着说,“这种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     

“道”义别解

一 老子的“道”就象一个具有无限魅力的魔方吸引着历代的哲学家。大凡有造诣的哲学家,几乎无不对它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之中,陈效应先生的解释可谓别具一格。他说: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从‘道’这个观念开展出来的,而‘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是一个虚拟的问题。‘道’所具有的种种特性和作用,都是老子所预设的。老子所预设的‘道’,其实就是他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而把这些所体悟的道理,统统附托给所谓‘道’,以作为它的特性和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视为道是人的内在生命的呼声,它乃是应合人的内在生命之需求与愿望所…     

论初始概念

创造性思维是科学哲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近年来引起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一致关注。美国科学哲学家T·库恩和英国科学哲学家卡·波普尔对这个论题的理论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避开了一个重要问题。T·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虽然断定了“科学革命”的发生,叙述了这种变化发生的边界条件,考察了这种变化在科学发展中的怍用,但是却没有回答科学思想的发现、新概念的产生问题。卡·     

目的性与目的行为

目的对人的行为起着指向、调节和制约作用。从苏格拉底首先明确提出用目的原则解释世界,亚里士多德对目的范畴作出哲学分析以来,在西方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都热衷于目的这一问题。他们的探讨和论述对我们认识目的问题不无裨益,但是那些哲学巨匠们总是把“目的”弄得过于玄虚,甚至荒诞;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也多陷于经院式的烦琐论述,而不肯把“目的”拉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我们这里     

也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在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什么?薛德震同志在他的《解放的哲学和哲学的解放》(载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学习与探索》,以下简称《解放》)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整块钢铁,“首先是从锤炼历史唯物主义这块胚胎开始的;而这块胚胎的核心恰恰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解放问题。”“‘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题”。对于这种观点,我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教于薛德震同志。     

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

1979年1月18日出版的英国《新社会》杂志刊载的这篇书评,评介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格里·科恩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学说》一书。书评内容如下:总的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想去研究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家对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感兴趣。即使是在“激进派哲学”的栏内,     

读稗琐记之十四“捉刀者”与“枪手”

《光明日报》1996年”7月3日第2版《高校“枪手”不该出现的风景》一文中说；“这些代别人写文章、参加考试的人，古时被称为‘捉刀者’，今天他们换上了一个更具现代感的名衔──‘抢手”’，言下之意是说“枪手”是“现代”之称谓。文后的《编者话》中也说：“悄悄流行起来的‘枪手’现象发人深省。‘枪声’响处，站起来的是一批假冒伪人才，刮起的一股投机取巧之风，倒下去的是‘枪手’自己的人格……”居然把“枪手”与“枪声”混为一谈，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关于“枪手”为代人写文章之称谓，笔者在《“枪手”语源》小文中作了探求，并…     

海德格尔:德国和欧洲及其超越

一在英美学术界,德国哲学家往往被认为对他们国家的悲剧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据说他们大都是文化民族主义者,有些甚至是狂热的日耳曼沙文主义者。他们不但对他们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没有任何抵制,反而还推波助澜,摇旗呐喊。他们的思想则往往成了诸如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理论来源。不但像《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记者写的历史书这么说,而且严肃的学术著作往往也这么说。①由于英美学者往往把自己国家视为西方民主的正宗,而曾与它们为敌打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自然是邪恶的专制恶魔的化身。因此,主张德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就是主张专制…     

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兼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女性中心说”

关于《楚辞》人物形象的喻意问题,游国恩先生说:“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他把楚王比作丈夫,而把自己比作弃妇。”①他引用《周易·坤文言》:“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来印证他的观点,认为“屈原以女子自比是很有理由的。”游先生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不错,《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屈原自己就不完全正确了。以《离骚》为例,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非完全以“女人”的面目出现的,经常也以男子的本来面目出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描写的是骠悍…     

论德里达对胡塞尔的批判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德里达的众多文献都集中在他的著作上,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内核和问津他评论其他哲学家时的哲学内含。肯定地说,德里达的信徒们总是无条件地接受随后又极力用同样的术语去重复德里达说过和解释过的东西。无论在英美分析哲学方面还是在现象学方面,严肃的哲学评论很少见,只有约翰·瑟尔例外,他是分析哲学家中唯一全面注意德里达的人。     

美洲哲学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

1.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以拉美哲学协会主席、墨西哥哲学家L.塞亚为代表的拉美学派早就提出要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新的哲学问题进行讨论。而以欧洲中心思想为哲学标准的美国哲学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美国哲学家R.罗蒂认为,“根本不存在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哲学“是由于帝国的发展而可能实现的‘自由飞地’,但它决不意味着‘飞地’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还认为,“哲学与政治实践毫不相干,如果涉及政治实践,也仅指希望而言。在压迫的条件下,哲学毫无用处。所以,拉美的不发达阶层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一种值得评价的哲学”。完全代表美国哲学界英欧中心论(angloeurocén-     

也谈不可知论的哲学性质──兼与刘彦生同志商榷

关于不可知论的哲学性质,早在五十年代中叶,我国哲学界就曾进行过讨论。但是,直到现在,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仍不尽一致。现行的一些哲学教科书或哲学辞典都称不可知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参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96页;《哲学小辞典》第40页),并把哲学史上的一些不可知论者统统划归于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行列。我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也不符合哲学史的实际情况。与上述观点相对立,《求是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刘彦生同志的《不可知论的唯物主义性质》(以下简称《性质》)一文,则称不可知…     

洪晃：我一直假设自己是自由的

小时候和我妈妈一起出去。碰到熟人都会问：‘这你女儿啊，章含之？’我妈说‘是’，大人会说：‘哟，长得真没你好看，一点不像。’之后妈妈也从来没跟我说．这些人不对，我挺好看的，我就当然认为自己长得很丑。     

评艺术创作中的非自觉性原则

我国美学界有的同志明确提出了艺术创作的“非自觉性”原则问题。其中最为典型者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文艺理论总是喜欢强调创作必须首先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主题要明确,等等。我很不赞成。我主张作家艺术家按自己的直感、‘天性’、情感去创作,按形象思维自身的规律去创作,让世界观、逻辑观念不知不觉地在与其它心理因素的渗透中自动地完成其功能作用,而不要太多地想什么‘主题’、‘思想’之类的问题。……老实说,我认为即使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政治观点、理论思维也只能是基础,而不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     

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修订本)第498页说:“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百的部分。‘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 ‘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 我认为,《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     

最后的采风者和《聊斋汊子》

正"从前崂山到处是梨树,有个人到江南去卖梨,人家都问崂山有多大?卖梨的告诉他:‘崂山可大啦!’‘到底有多大?’‘九宫八观七十二座庵,庵庵隔三千!’听的人吃惊地说:‘哎呀!崂山这么大,有多高呃?’卖梨的说:‘嗬!崂山那个高呀,更是没法说了,上到崂山顶就能摸着天。’听的人说:‘那么容易就摸着天啦?’卖梨的说:‘反正摸不着天也差不离。’‘那到底差多少?’‘晚上踏着崂山顶,使巴棍敲敲天嘣嘣的。’"这夸张、幽默,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字,记录于《聊斋汊子》一书,记录者是董均伦和江源夫妇。     

高度的契合:进入微电子技术、信息学和工艺时代的社会、人和自然

学者们和哲学家们正着手探索科技革命的现阶段及其前景的时刻,提出“高度的契合”这一用语看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里是想说,新的更高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应该有跟自然界处于相互作用中的社会及人的新的更高的发展程度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社会哲学研究。首先让我们用三言两语,谈谈这些问题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情况。     

《谈谈方法》新译本出版

《谈谈方法》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49）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该书诞生于1637年，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着重论述了笛卡尔的方法论思想。全书包括六部分，指出了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也就是给出了四个具体的步骤。该书历久弥新，影响巨大，被公认为是近代哲学的宣言书，树起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