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生育角色与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

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主要是面向生育女职工的,缺乏对男性生育角色的重视,导致生育过程中男性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责任和义务。生育保险制度改革中强化男性生育角色,对于促进男女平等,全面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男女平等: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核心价值与追求目标

男女平等不仅是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核心价值,也是其实施的最终目标。本文以"两种生产"理论和男女平等理论为出发点,阐述生育保险对社会发展——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作用;通过对我国生育保险法规政策的发展,结合课题组对人社部及华南、华北、西南、西北四个省区市生育保险政策制定相关决策者的访谈,分析我国生育保险法规政策中男女平等价值观体现的情况,并针对部分现存的背离男女平等价值观的内容提出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加大女性人力资本投资;男性分担责任,推行父母育儿假,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增强政府责任,完善生育保障制度;贯彻落实生育保险法规政策中的男女平等价值观的政策建议。     

长期大强度体育训练对人类生育性别的影响

目的:研究长期体育训练对人类生育性别的影响。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庆阳市及周边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校体育工作者生育子女性别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仅男性一方或夫妻双方均常年从事体育训练,其生育子女中女孩显著多于男孩(P<0.01);而仅女性一方常年从事体育训练,其子女性别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长期进行体育训练的男性,由于体内环境的变化,所生育子女女性多于男性。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不同职业青年生育价值观的特征

通过对工人、农民、大学生等不同职业的662名青年进行的调查表明:现阶段青年生育价值观总的特点是生育目的的多层次性和不确定性;生育期望上高度重视生育质量。女性价值取向较男性进步;年轻组较年长组更倾向追求生育的精神需求,看重情感体验;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对生育需求与生育价值评价降低;而在职业上反映出农民、军人较其他行业更看重生育的各种需求与价值。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     

论生育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

生育行为是自然的生理行为，但人类的生育行为是有意识的生育活动，必然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生育活动历经了自然生育阶段、生育义务阶段和生育权利阶段的进化。生育权是19世纪为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基本人权之一，所以说，生育权是人格权，并非身份权。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由此引发男性是否具有生育权、独身者是否享有生育权、死囚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死后是否仍有可能享有生育权等一系列有关民法对生育权的保护问题，我国对生育权立法时，应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政府、雇主和家庭共担生育责任的探讨

人口再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必要前提,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为雇主/社会提供了充足劳动力,满足了家庭情感需求和家族延续的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需要共担责任。我国经历了从国家和家庭共担到雇主和家庭分担主要生育责任的过程,目前政府分担生育责任依然不足,雇主服务支持不够,家庭中男性未充分发挥作用。要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增强政府责任,建立全面覆盖的生育保障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建立平衡工作—家庭的支持体系,男性分担更多责任。     

行家评点男性生育权

妻子两次怀孕,两次背着丈夫做了人流手术。张勇(化名)以讨要男性生育权为由欲状告妻子,让她履行生育义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男性生育权被侵犯的现象并不少见,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虽然强化了男性生育权的概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即使男性以妻子侵犯生育权为由起诉到法院,法院也很为难……     

独生父母愿意打破代际传递生育多孩吗？——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普遍认为独生父母群体更易陷入理想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低生育率陷阱,文章基于成渝地区47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聚焦独生父母的生育意愿,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代际支持和文化观念四个维度全面考察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生育观念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变,当代独生父母选择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是“喜爱孩子,子女有伴”,而“养儿防老”观念淡化。同时,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低但有上升潜力,大部分已育独生父母的生育理想和生育行为存在偏差,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和抚养条件的改善均会提升独生父母的再生育意愿。此外,由于机会成本更大,独生父母中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低于男性。基于此,提出政府、社会和家庭三个主体从物质条件和生育文化两方面着手提升独生父母再生育意愿的建议。     

中国生育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生育保障是提供生育期间医疗费用和劳动中断收入补偿的一个社会保障项目。我国现行生育保障制度存在着“碎片化”、公平性不足、实际惠及人数不多且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根据“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应当确立全民生育保障权益,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体系----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保障。建议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分拆,其中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同时建立生育津贴制度,补偿生育者因生育而中断劳动的基本收入,并将覆盖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经测算,生育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将生育医疗费用部分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明显加重用人单位缴费负担,因而此项改革必要且可行。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育保险法律问题研究

生育事关一国的人口素质。现代社会,生儿育女不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各国纷纷建立生育保险制度。我国的生育保险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覆盖面窄,生育假期短,以及因产假仅适用于女性导致的就业歧视等。我国应立法改变生育保险基金来源,生育基金由国家财政统一拨款,提高生育保险统筹层次,延长生育假期,并增加父育假以平衡企业在性别上的用工成本。     

关于我国生育保险法律制度适用范围的探讨——以实现生育保险法律制度的价值为视角

生育保险法律制度能够对生育女性及其家庭的安全提供保障，是对女性生育社会价值的肯定，有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生育保险适用范围关系到生育保险法律制度价值的实现。我国目前生育保险制度适用范围狭窄，很多弱势群体难以享受该待遇，因此有必要将其扩大为全体女性，才能真正实现生育保险制度的价值，实现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生育保险法制建设初探

利用有关统计资料,考察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实施现状可见: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待遇水平低、保险金未实现社会统筹、保险立法滞后等问题,生育保险法制建设亟待加强.为此建议:制定适合国情、全国统一的生育保险法律规范,进一步扩大保险适用范围,坚持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并提高统筹层次,动态调整保险待遇水平,使之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新论

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是指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以户籍为标准,将流动妇女排除在当地生育保险制度之外,致使流动妇女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制度性歧视问题。而引发流动妇女生育保险问题的制度性原因,在过去,主要是由于国家生育保险立法的缺失。20lO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从国家立法层面上作出了生育保险不与户籍挂钩的刚性规定。人们期盼,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流动妇女能够真正平等地享受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生育保险待遇。     

论灵活就业群体的生育保险制度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生育保险制度缺位,其根源在于忽视边缘就业群体的社会需求、对生育保险制度的功能认识不足以及立法中缺乏"利益相关者"民主参与的程序和社会性别视角。我国应该在借鉴国外和国内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灵活就业群体的特点,分类构建灵活就业群体的生育保险制度供其选择,修改享有生育保险待遇条件,并给予灵活就业群体医疗和收入双重保障。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生育保险立法(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对女工生育保险较为重视,《工厂法》及一些地方法规对女工生育期间待遇作了规定。这些法律法规虽然在政府强力推行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立法本身不完善,立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其执行效果与立法初衷相距甚远。     

对立法进行性别影响评估的实践——以对《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评估为例

对《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性别影响评估,发现其引导用人单位积极参加生育保险,消除户籍歧视有助于流动妇女就业。但忽视了男性和灵活就业女性的生育保险需求,生育津贴标准忽视了女性群体中的个体差异,基金构成中的国家义务缺位。建议立法机关创设反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评估机制,以防出现此类性别意识缺失导致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悖的制度性就业性别歧视。     

从奖励到权利——生育护理假的正当性论证

生育护理假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时所享有的照顾配偶和婴儿的假期。目前我国把生育护理假作为计划生育奖励手段具有局限性,忽略了职工的基本需求,不利于职工权益保护,也与国际社会保障立法趋势不相符,因此我国应该赋予男职工享有生育护理假的权利。生育期间家庭收入降低、支出增加,为了保障职工休假权的实现,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能够实现休假权,国家应该通过生育保险制度为其在生育护理假期间提供津贴保障。如果男职工确实因工作需要无法休假,单位应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我国保险合同“不利解释”实务之思考

我国保险合同解释直接关系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真实意思之实现,在司法实务中,我们应该注意不利解释与保险人说明义务之间的关系,要同时适用其他解释法则丰富和充实不利解释的内容,而且还应以普通人的智识去理解保险合同疑义条款.